二○二五是動盪不安的一年。政治氛圍劍拔弩張的朝野對立，花蓮風災造成重大災損，民眾自發性地趕赴災區，變身「鏟子超人」，投入災後復原，以及非洲豬瘟間接衍生的食安問題，升級成政治角力。
僅將視野限縮在臺灣，政治、天災、食安，都會在我國的重大事件留下一筆。
看似遙遠，充耳不聞，卻又不得不浸染其中。去歲種種，在我閒暇的片刻仍會忽然擊中心頭。但時日一久，人終究健忘。
只有一件事，臺灣的大事記從未記載，那就是在中秋前夕，學生時代的同窗K的離世；消息是另一同窗 ZJ 在月將圓時，透過 Instagram 捎信告知，雖然沒有驚動我，卻令我無法忘記。
上一次再見到K是何時？已然不復記憶。畢業十餘年，我從校園步入體制，雖然就業期間北、中、南、東，四處漂泊與停留，但我的戶籍居所，始終都在同一條路上。蝸居未曾搬離，無殼的蛞蝓足跡迤邐環繞島嶼，終究仍要歸鄉。
而K其實住得離我很近，就在同一條路上；步行即可抵達的距離，卻多年未曾試圖聯繫，猶似咫尺天涯。
我總習慣性地在一段時期的結束，便減少與彼時的友人聯繫，求學階段是，工作調職亦是。我無法共情李商隱「天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所指涉的那種患得患失；興許是「年少拋人容易去」的薄情寡義。
我與迄今仍保持最低聯繫頻率的同窗S與F，相約至高雄殯儀館，前去K的靈前弔唁。多年未見，他靜止的微笑尚有餘溫；及至相見時，卻已無辭。
K的母親與姊姊一見我們，隨即取來塑膠板凳，招呼我們坐下聊天，問起畢業之後，時差了十多年的近況。她們的神情與態度彷若彼時，一群少年相約到K家集合，我們在客廳與還未因車禍離世的K父、總是笑臉盈盈的K母聊天，不多時，K會從三樓的房間登登登下樓，從老式透天厝的深處走廊出來──此時他該走出來的方向，僅剩一幅永遠定格的微笑。
我們去拜訪以前，K的姊姊先透過同窗 ZJ 告知我們，家中不收任何奠儀。若真想表達一絲心意，也可以酌收百元，當作給她弟弟來世的存款。
我疑惑地將一張百元交給K的阿姨，「五百元夠嗎？另一個世界的匯率有這麼低嗎？」順道連珠炮似的，把所有疑問，連同那筆來世存款，一起交付出去。
K姨用閩南語笑著說：「有夠啦。」便拿起帳本，登記收支。
我並不記得當時是先捻香，還是先聊天。只記得K的姊姊顧慮我篤信基督，為避免我誤觸信仰的忌諱，並沒有先將線香交給我。我忙道：「不要緊，耶穌的愛沒有這麼多禁忌。」
我們三人才與K面面相覷，他以不再被歲月抹上任何痕跡的笑容回應我，像是在說：「我先走啦。」
有他彼時一貫地不正經。
但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卻是正經。
二○○五年，我十六歲，中學甫畢，課業已連續三年一蹋糊塗。原以為前路已盡，再無學校可就讀的可能，卻憑藉不光彩的學測成績，矇進了五專。
我記得「永遠的第一天」，第一次搭校車上學。父親擔心我缺乏生活經驗，在開學日專程騎車載我去長老教會──校車搭乘處，陪我一起等校車，當時一同等候的人寥寥無幾，K朝我走來，禮貌地問我是否與他就讀同一所學校。
他戴著一副金框眼鏡，像銀行襄理常配戴的那種款式。語調緩慢、斯文而沉穩，帶著些微福態，正經裡卻透著親切。
從那一日起，往後三年，我們都一起搭乘校車上下學。
年少時識人不明，不到開學一週，我對他的第一印象便被推翻。
他的字跡像是沒得到茅山道士的嫡傳，一筆一劃，一撇一捺，細瘦如蛇，卻被吞不下的蠍尾鉤住，疼痛難耐，捲曲在紙頁上。
開學首日，對我們一無所知的班導師，憑著他寬臉大耳的面相，看似古道熱腸，直接指派他擔任第一學期的班代。熟悉班級習性及每一門課的老師作風後，他開始在課中與莊周對弈。興許是棋逢敵手，難以相勝，時常從第一堂課夢迴古國，穿越後，已是中午，絲毫沒有罪惡感地，與其他同學一同前往學生餐廳用膳。
班導後來也明白，自己慧眼誤識了英雄。所以隔了一個年節的寒假過後，班代職務的擔子落在我身上，扁擔上肩，一扛就佔據了往後青春的六年半載。
他於籃球運動雖不算在行，卻已優於我這個沒有運動細胞、尚未覺醒的文青。記得是還未邁入期中考階段，某天下午的體育課，他雖球技不佳，卻仍要與其他男生在球場上宣洩過盛體力，用投出的弧線怒吼。
他在運球、閃避其他人欲奪珠的飛龍探雲手時，右足不慎拐了腳踝。一步一瘸，隔日上學時，他的右足紮了繃帶，並穿了一雙夾腳拖鞋。
年少時的復原能力雖不是世界奇蹟，但不到一週便已痊癒。只是，我再沒看他穿回過球鞋；我過度重視外在體面，不論晴時多雲或陰雨綿綿，總是裹著雙足，遂第一次看到有人膽敢穿拖鞋上學，並不羨慕，只覺得那是一種放足。
但真正讓我對他印象徹底翻船的，是他言語的鄙薄。
我青澀的彼時，是個身高雖如旱地拔蔥、卻缺少陽剛氣質的無自覺文青，舉止陰柔，彷彿骨子裡總是缺少鐵質。他發現我與班上幾位外表並不亮眼的女同學往來甚密，也察覺我並不刻意遮掩的性向，便開始把玩笑當成幽默。
例如，其中一位與我關係甚好的女同學Y，在空堂無課的日子裡，若不想等下午的校車，便會騎機車載我提前離校。
他當眾拋出一句不堪入耳的玩笑，大意是要我「另尋捷徑加速」。那時的我只能陪笑，卻在心裡暗暗把那句話折疊起來，鎖進某個不願再打開的抽屜。
又如有一次，他會在眾男生面前，用檸檬酸的英文諧音梗，訕笑我的陰柔。有些言語聽來不光刺耳，更像稀釋過的酸鹼液體，被人裝入噴霧瓶裡，不定時噴灑，令我以為早已金剛不壞的心頭，銹跡斑斑。
我只得在一個人的深夜，坐在案前，攤開書本，以閱讀除銹。
我並未逃離，在搭乘校車時佯裝無事。只是在這些還不具惡意、卻也稱不上好意的言語間穿梭，聞風不動，不讓使人生疼的寒風刮過。它們更像沾在玻璃窗上的小塵埃，無法拂盡，也難以抹除。
回望青春，我的人生當中有整整七年，都和K耗在同一所學校裡，五專五年，加上後來直升的二技二年。雖說那段求學過程，已不是人生最重要的階段，卻是生命占比最重的。只要與他相關的回憶，也難以抹除。
二○○九年，我剛滿弱冠之年。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會陪伴母親於夜間散步。
某夜微涼，我與母親慢慢走著，繞過商店街區，轉入河堤公園的陸橋時，已然發生了一場車禍。一名身型微胖的中年男子面朝下，趴在血泊中。另一名似乎是肇事者的汽車女駕駛神情緊張，在一旁顫抖，陪在女子身旁的兩名友人則忙著打電話。
我與母親不敢多看，只得快步離開，便匆匆返家。稍作盥洗後，同窗S來電告知，K的家似乎發生事故，她要前去幫忙。
我忙問發生什麼事？再三確認後才知，我與母親適才經過的車禍現場，倒臥血泊的中年男子，是K的父親。
後來，K的父親經醫院搶救不治。我記得那天的天氣異常悶熱，正午的豔陽將校園的行人炙烤得汗如雨下；彷彿什麼都沒發生，卻都已經發生了。
遺體送回家中安置前，我們一群同班同學先到K家，慌亂中將堆滿雜物的客廳淨空，騰出空間設置靈堂。距離告別式尚有數日，與他父親相識的同學們，陸續前來致意。
某個星期三中午，我與幾位男同學剛好五至八節空堂，相約到K家，想看能否幫上什麼忙，也算回報K父生前對我的關心。
卻正巧遇到肇事者前來上香，但遭到拒絕。K甚至意圖要求那名女子，到父親靈前下跪磕頭。
他的態度與性情，令我訝異。也可能是我無法想像、無從共感，他當下所經歷的切身之痛。彼時的我仍天真地以為，他會慢慢從悲傷中走出來，只是需要一點時間。
告別式結束後，K回歸校園生活，甚至過得比以往更充實。
他開始頻繁諮詢委任律師，調閱事發地點的監視錄影畫面；為了法律訴訟，他向我借了一件全黑的素色襯衫，好讓那段勤跑法院的日子裡，能穿得稍微體面一些。
我忽然覺得K變得陌生。加之當時我們皆已成年，不再像剛入學時，每日一起搭乘校車，互動日漸減少。只有同窗S因專題緣故，較常與他同進同出。
某天與S聊到K性情的轉變，S說：「其實車禍鑑定報告結果，他爸爸是有疏責的，加上騎車又沒戴安全帽……」後又補充道：「他不在乎和解、賠償，他希望法院能判肇事者一個罪名，讓那個罪跟著她一輩子。」
我聽聞卻感到驚心。原本只是一場意外事故，K卻選擇耗盡時間與精力，將所有籌碼押在一個判決上。
多年以後，我才從母親的轉述中知道，在我不知情的時候，K在事發後一年內，時常由他的母親與姊姊陪同，私下到我家拜訪，詢問那天晚上，有沒有看到什麼？有沒有突然想起什麼細節？有沒有遺漏的畫面？
他們一再詢問，彷彿希望母親地毯式搜索大腦顳葉深處的海馬迴，將所有可能藏著遺漏線索的記憶，一一翻找出來。像是只要再多問幾次，事情就能拼湊出另一種版本。
沒有。母親一概如此回答。經過車禍現場時，事情已然發生，如果當初真有看到什麼，一定會如實以告。但真的沒有。
一槌定音，敲響的不是K心中理想的正義，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無奈與失望。
我不知道，K為了一個公道奔走了多少回；只知道，我與母親在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夜晚散步時，竟路過了他人生的重大轉折。
K的父親在離世前，對我們這些常與K往來的同學皆頗為照顧；卻對已成年的他管教仍十分嚴格，甚至動輒打罵。然而，他也會為了自幼羸弱、常因季節交替引發過敏的兒子，特地去學習中醫，只為親自調養K的身體。
記憶中，那段課後與K一起玩樂的時光裡，他偶爾會談起父親，語氣裡滿是想掙脫、想逃離的窒息。因為自由的渴望，像在冬日裡自口中呼出的白氣，只來得及在心裡吶喊，便煙消雲散。
他口中的父親，使我聯想到自己的父親。
父親退役前是軍官，自孩提時代起，對我的管教亦是軍事化管理。兒時記憶中的他，總是一板一眼，一口令一動作；然而我卻沒有在這樣的紀律下，長成軍人子弟該有的模樣。
大學畢業後，我在父母半逼半就下穿上戎裝，步入體制，內裡卻歪斜地生長成一個纖細敏感、尚未覺醒的文青。
而K也沒有在父親自幼嚴格的管教下，長成循規蹈矩的少年。他在學校時，反倒像忘了頭套緊箍的潑猴。
也許我們都是在家庭教育的壓抑中，在徹底缺氧以前，必須各自找到一處透著微光的水面，仰頭大口呼吸。
這些時候，我才能稍稍靠近他一點──但不同的是，那座曾經撐起一個家的靠山，一夕之間夷為平地；卻也是孫行者曾試圖光速飛離的五指山。
他終於像孫行者一樣逃離五指山。只是這一次，牢籠與靠山一起坍塌，自由卻成了難以承受的重量。
大學畢業後，我不大情願地順從父母的期望，再次就讀二年制軍校，作為步入軍旅生涯前的門票；而他則選擇完成父親生前的遺願，考取研究所，繼續升學。
同樣以就學為名，繼續賴著學生身分，彼此的生命卻在那之後，再沒有真正的交集。
軍校畢業後，我困在體制裡。揣著任官令，隻身前往分發的國境之北，在陌生的大城市裡迷路；日子並未如父母口中描繪的那般安穩，獨在異鄉，制度反倒成了限制生活的一部分，像束縛身體的巨蟒，逐步收緊，吞食著漸漸失去知覺的靈魂。
我終於在靈魂尚存一息之際，於文藝生活充足的臺北，將幾乎失去的自己重新凝聚。在卡夫卡化身的巨大怪蟲，以及不與荒謬辯解、選擇安然的異鄉人之中，得到知音之感。
而K並未如父親遺願完成研究所學業。據同窗S轉述，沒有人說得清他休學的理由；只知道在等待義務役兵單的那段日子裡，他開始學習攝影。
新訓結束後，他被分發到國境之南。與鄰兵袍澤同樣身穿草綠迷彩服，卻能神氣地配戴照相兵臂章。他以極目遠眺的單眼，取代了原本無法看清遠方的目光。
我不知道K休學的真正原因。或許碩士學制對他而言，本身就是一種身體的束縛，即使沒有畢業也無所謂；而鏡頭的語言，或許讓他暫時擺脫距離的限制，獲得一種自由凝視世界的方式。
直到二○二五年中秋前夕，再次得知他的消息，卻是傳來噩耗。這一次，他算是畢業了嗎？我不知道。
那段我與他毫無聯繫的生命斷層裡，或多或少輾轉得知，K的身心健康每況愈下，我卻從未主動探問。或許是年輕時，與他相處的過程並不總是愉快；或許是他從前偶有的言語鄙薄；或許是幾次關於金錢的細節——我被佔了便宜，卻被他包裝成皆大歡喜。多年後回望，我才明白，那並不是。
也許正是這些微小卻反覆出現的失衡，使我在大學畢業後，選擇慢慢淡出。不再為了驗證友誼的純度，主動在空白上色。不是決裂，亦不是交惡，只是一種被他人遺忘時，暗自鬆了一口氣的輕盈。
或許正因如此，他的離去，並沒有驚動我。
我們在摺金元寶的過程裡，讓青春的回憶重新在空氣中播放。一切皆已千帆過盡，過去那些微小的芥蒂，也隨之淡去，只剩下那時依舊純真的笑容，被定格在記憶裡。
從高雄殯儀館離去前，K的母親與姊姊千萬叮囑，不能說再見。於是我深深擁抱 K的母親，代替告別。這位試圖保持淡定、接連失去丈夫與兒子的母親，終於在我懷裡哽咽——
她說：「謝謝，我兒子有你們這麼好的朋友。」
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
但當我意識到，在體制裡的日子，曾讓我感到雖生猶死的灰心；既然過往早已身如行屍，我便不能再死一次。
因為生命最終場的離去，驚動的只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