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春風來處：俞大綱
講座接著進入核心人物——俞大綱。
今天許多人知道京劇名伶郭小莊的「雅音小集」，也觀賞過林懷民「雲門舞集」的演出，卻未必知道，在這些重要文化團體背後，其實有一位關鍵的引路人：俞大綱。
俞大綱（1908–1977）是戰後臺灣重要的京劇劇作家與戲曲研究者。早年就讀上海光華大學與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徐志摩與陳寅恪，學術訓練深厚。畢業後即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對中國傳統文學與戲劇藝術有深入研究。
1953年自香港來到臺北，應臺靜農之邀，在台灣大學中文系教詩學，他最重要的講座是談李商隱的詩。其後任教於淡江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及藝術研究所，都是他創辦的。
此外，他還有一處私人講堂。1960年代，他在館前路40號朋友經營的「怡太旅行社」掛名董事長，利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主持文藝沙龍。林懷民、郭小莊、吳美雲、姚孟嘉、邱坤良、蔣勳、王秋桂、施叔青等人都曾出入其間，受到俞大綱的啟蒙與照顧。
這些年輕人，後來都成為影響台灣藝文界半世紀的重要人物。
戲劇學家俞大綱
俞大綱撒下的藝術種子
俞大綱的影響跨及多個藝術領域。1967年，他在耕莘文教院邀請現代舞舞蹈家王仁璐舉辦發表會，讓臺灣社會第一次完整接觸現代舞，開啟對現代舞的認識。
在戲曲方面，曾為郭小莊量身創作《王魁負桂英》《新繡襦記》等劇本，當年在舞台上造成轟動；同時，他也積極推動京劇團赴美國、日本等地演出，促進文化交流，因而獲頒中山文藝獎。
俞大綱的關注並不限於舞台藝術，他也留意民間戲曲與地方文化，鼓勵學生邱坤良研究臺灣子弟戲，將地方戲曲、鄉土文學研究，納入文化研究的視野。他常在報章上發表評論，例如評論中視播映的「大甲媽回娘家」，從戲曲信仰的層次提升至文化角度，使大眾理解民間信仰的深層內涵。此外，雕刻家朱銘也因為他的評論，躍上大師級舞台。
長期以來，他不僅教學研究、改編戲曲、發表評論，還持續提攜年輕創作者，因此深受敬重，被視為1960、70年代臺灣文藝青年的精神導師。
1978-04-30紀念俞大綱教授逝世週年演出王魁負桂英
俞氏家風：家族背景與家教影響
談到俞大綱，也很難不提到他的家族。
俞大綱的哥哥俞大維，曾任國防部長，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是臺灣軍事決策的重要人物。兄弟二人一文一武，在戰後臺灣歷史中各自留下深遠影響。
俞氏家族與近代中國許多重要知識人關係密切：母親曾廣珊是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是台大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維與國學大師陳寅恪為表兄弟，俞大維之子俞揚和則成為蔣經國的女婿...攤開俞氏族譜，幾乎就是一部二百年的中國近代史。
俞家人脈網絡廣泛，影響力橫跨政界與學界。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俞家的家庭教育仍深受曾氏家風影響，重視修身與助人。俞大維曾說：「人生苦短，用短短的人生儘量幫人家忙。」
談到家教，俞大維曾提及兩件事：
「文正公（曾國藩）的家風，由母親輾轉教化了我。親朋好友為母親祝壽送禮，她左手收禮、右手送出去，一樣也不留，這是我親眼所見，也是我一生受用不盡母教。」
另一件事是說他弟弟：
「弟弟俞大紱在冬天出門穿著厚棉袍，回家卻只剩單衣薄褲，原來他把棉衣送給街上的窮人取暖。母親得知後，甚是安慰。」
俞家長年掛著一副對聯：「世事都因忙裡錯，好人半自苦中來。」落款是曾國藩。由此可見俞家勤勉踏實，與人為善的家教與家風。
俞大綱夫婦與三個兒女攝於俞大維南京住宅。圖／俞啟木提供(翻攝自聯合副刊)
俞大維的家族，左起依序為俞大綱、俞大維、俞大綵，攝於溫州街22巷4號（圖片來源：俞大維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展）
俞老師主持的「地下文化局」
俞家所秉持的助人精神，也反映在俞大綱提攜晚輩的行動上。
丘延亮形容俞大綱如同一個「影子」，在背後默默協助文化事務的推動。1960年代初，第一次全省東、西隊的民歌採集運動[註1]，便是在俞老師的資助與協助下展開。
這次採集由史惟亮、許常惠帶領，深入台灣各地，採錄原住民音樂、漢族各省民謠等，是台灣史上首次大規模音樂調查行動，採錄約兩千多首樂曲，不僅記錄了當時的傳統音樂與部落歌者，許多歌謠中的歌詞，更反映了當年的在地生活與人文社會。
當時的權威文化刊物《草原》雜誌，曾用三分之一篇幅刊登此次採集的總報告，為這次活動留下珍貴紀錄。
其實在民歌採集之前，俞大綱就已在「怡太旅行社」主持一系列文藝研討會，邀請音樂、舞蹈與戲劇界人士聚在一起討論、交流經驗。丘延亮展示一張1966年的照片，當時正召開民族音樂發展籌備會議，他特別強調這是一張重要影像，幾乎聚集了當時文化圈的關鍵人物，包括范寄韻、史惟亮、黃忠良、許常惠，以及江青等人。
丘延亮稱，這裡就是：
「俞老師主持的地下文化局。」
他解釋，當時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蔣介石則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由軍人掌控，搞得亂七八糟。後來政府才成立教育部文化局（1967年6月），由王洪鈞擔任首任局長。丘延亮回憶：「王洪鈞也挺有意思，成天跑來這個地方，請俞大綱幫忙。」
而俞大綱也確實鼎力相助。丘延亮笑說，文化局做的許多事情，其實早就是「地下文化局」在背後運作。
最後，他補了一句玩笑話：「地下文化局是哪些人？包括一個叫丘延亮的儸儸，ok？」
1966年為推動民族音樂發展的籌備會議，由俞大綱擔任主席。右起依序為范寄韻、史惟亮、黃忠良、江青、俞大綱，左二為許常惠。 圖／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
俞大綱對藝文界的影響
談到地下文化局，丘延亮特別提到了聶光炎。他從美國返臺後，帶回一整套先進的舞台設計方法。每一場演出，從劇本到排演，都要做詳細的分場與分鏡表，精密程度簡直像在拍電影。丘延亮形容：「當時的演出就像打仗、像一場軍事演習。」
當時臺灣還沒有現代化的劇場設備。為了指揮舞台調度，他們甚至要向陸軍總司令部借 walkie-talkie（對講機）。彩排時，台上演員走位排演，台下的人則透過對講機協調燈光、布景與動作節奏。整場演出宛如一場被精密指揮的作戰行動。
他也提到1966年照片中的江青，她中央歌劇舞劇院科班出身，在中國大陸學京劇時，歷經打駡、嚴苛的管教訓練，吃足苦頭。來到台灣後，在俞大綱的文化圈裡，她開始被視為藝術家，並參與電影演出。俞老師十分看重她，邀她一同參與會議與策劃。
1960年代的臺北文化圈，聚集了音樂、舞蹈、戲劇與文學等多元背景的人士。他們透過演出、研討與聚會，交織成緊密的互動網絡，而俞大綱正是這個網絡的核心，引領整個藝文圈前行。
江青在電影《七仙女》（李翰祥導演）中的劇照
差點把戲給搞砸了
丘延亮回憶自己在俞大綱身邊，身兼書僮與司機，有時還是舞台總監，大小事都得經手打理。他說，俞老師平日待人十分和氣，很少動怒，但有一次例外。
那是一場舞台劇，地點在中山堂，傍晚六點要開演。彩排結束後，大家外出用餐，回來時卻發現舞台地板被打了蠟。丘延亮說，明明交代過不能打蠟的。
「這下慘了，舞台上了蠟怎麼演？」
俞大綱當場指著他的鼻子，破口大罵：「你這舞台總監怎麼當的！」
他啞口無言，只得趕緊上中華路買刷子，全體動員，脫了鞋下去刷地板。但這一刷，木地板濕漉漉，仍無法使用。為了讓地板快點乾，他們拜託館方提前開冷氣，但當時依規定，冷氣必須在開演前半小時才能啟動，根本來不及。
演出迫在眉睫，最後還是由俞老師打了電話給上級請示特批，冷氣才得以提前開啟。不過好笑的是，中山堂那根本不是冷氣，而是「冷凍機」。大家一時都傻眼了。
丘延亮說，這也是他唯一一次見到俞老師發脾氣。「因為我差點把這場戲給搞砸了。」
還有另一件事。
有一回俞老師和邱坤良一同去廟前看野台戲。觀眾坐在長板凳上，戲演到一半，突然下起雨來。邱坤良叫司機阿肥（丘延亮）去車上拿傘，給俞老師打傘。俞老師卻拒絕，情願被雨淋，他認為撐傘會擋住後方觀眾的視線。
從這些細微舉動，也展現了俞大綱的為人；寬厚、體貼，總是為他人著想。也正因如此，才深受年輕學子敬重與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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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民歌採集運動」一詞，最早見於1968年（民國57年）史惟亮發表的〈臺灣山地民歌調查研究報告〉一文，指的是從1966年（民國55年）1月開始至1967年（民國56年）8月為止的一系列全台民歌的採錄活動。但今日論及此運動，則包含民歌採錄之前的準備與後續部分，時間也從1965年（民國54年）「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的成立開始，延續至約1971年（民國60年）各項活動的消聲匿跡為止。事件範圍包含對於全台民歌的採集、整理、研究、創作、宣導、教育、比賽等層面之系列活動。[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