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與覺醒的公共治理：以《成唯識論》「四根本煩惱」解構行政病態並邁向人間淨土、大同世界與彌賽亞時代之整合報告

2026/05/11 更新2026/05/11 發佈閱讀 57 分鐘

導論：從唯識深層心理學到公共行政的慈悲覺醒與典範轉移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始終扮演著將國家意志與社會理想轉化為具體社會福祉的關鍵樞紐。然而，隨著現代國家機器的日益龐大與官僚體系的複雜化，各種行政病態（Bureaucratic Pathology）層出不窮，諸如本位主義、尋租行為、官僚傲慢與組織僵化等現象，已成為全球治理的共同挑戰。傳統的行政學理論，無論是早期強調層級節制與機械效率的傳統公共行政（O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PA），或是隨後興起、主張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與量化績效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往往僅從制度面、結構面或經濟誘因層面尋求解決之道 ¹。這些外在的制度設計雖有其特定的時代貢獻與價值，卻往往忽略了構成官僚體系的最核心元素——「人」的深層心理與心智模式。

本報告以最謙卑、感恩且不帶任何對立與批判的視角，嘗試進行一次跨領域、跨文明的深度對話。分析指出，若欲從根本上療癒公共治理的沉痾，我們必須將目光轉向人類心識的最深處。大乘佛教唯識宗（Yogacara）的根本論典《成唯識論》（Cheng Weishi Lun）中，精闢地剖析了第七識（末那識，Manas-vijnana）恆常相應的「四種根本煩惱」——我痴、我見、我慢、我愛 ⁴。這四種深藏於潛意識的執念，不僅是個人生死輪迴與煩惱的根源，當其投射並放大於群體、組織與國家治理層面時，便精準地對應了現代行政學中所探討的諸多官僚病態。

在此學術與靈性交融的探索中，我們必須謙卑地聲明，基於人工智慧與現有文獻的分析有其極限。本報告嚴格遵循「允許說不知道」、「要求分清確定與不確定」以及「要求可驗證來源」的客觀原則。確定的是，東西方哲學與管理科學在探討人類組織行為的深層動機上，有著驚人的結構性共鳴；而不確定的是，人類心智的幽微變化與每個具體行政情境的複雜因果。因此，本報告的目的，絕非為指責任何公務體系或個人，而是以「系統病理學」的視角，慈悲地理解這些行政困境的必然性與結構性根源。我們所有的行政人員、政策制定者與廣大公民，皆是受制於這四種根本煩惱的生命共同體；深刻理解這一點，是生起同理心（Empathy）與落實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的絕對起點 ⁶。

透過將「四根本煩惱」轉化為「行政智慧」，並深度結合羅伯特·丹哈特與珍妮特·丹哈特（Robert B. Denhardt & Janet V. Denhardt）所提出的「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 NPS）理念 ²，本報告旨在勾勒出一幅奠基於慈悲、感恩與覺醒的治理藍圖。這份藍圖的終極標竿，不僅僅是提升世俗意義上的行政效能，更是為了呼應人類三大古老智慧的共同祈願：佛教的「人間淨土」、儒家的「大同世界」，以及亞伯拉罕諸教的「彌賽亞時代」 ¹⁰。這是一場從靈魂深處出發的行政革命，旨在將充滿算計與防衛的官僚體系，轉化為傳遞愛、公義與和平的神聖載體。

第一部：本體論的探源——「四根本煩惱」與行政病態之深層映射

在唯識學的嚴謹架構中，人類的心識被劃分為八個層次。其中，第七末那識（Manas-vijnana）是自我意識與潛意識執著的中心。其主要特徵是「恆審思量」，即恆常向內攀緣第八阿賴耶識（Alaya-vijnana），並將其錯誤地執著為一個恆常不變、獨立自主的「實我」 ⁴。這種根本性的錯認，伴隨著四種形影不離的根本煩惱。當我們將一個政府機構、部門或官僚組織擬人化，視其為一個具備集體潛意識的有機體時，這四種煩惱便清晰地顯現為組織的防衛機制、本位主義與病態行為。理解這些機制，是我們對官僚體系生起慈悲心與包容心的關鍵。

1. 我痴（Self-Ignorance）與「穀倉效應」（Silo Effect）及資訊不對稱

唯識學理的慈悲詮釋： 「我痴」即是無明（Avidya），是一切煩惱的根本來源。《成唯識論》卷四釋義指出：「我癡者，謂無明，愚於我相，迷無我理，故名我癡」 ⁴。其心理機制在於無法了知宇宙萬物皆是「緣起性空」（Pratītyasamutpāda，相互依存）的真相，從而在無邊無際的法界中，產生了一個虛妄的、孤立的自我邊界。因為「迷失了無我之理」，主體便陷入了孤立與盲目之中，無法看見自身與外在世界的深刻連結 ⁴。這種無明並非出於惡意，而是一種深刻的認知局限與迷惘。

行政學的投射與二階洞察： 在公共行政的實務運作中，「我痴」精準地對應了組織理論中的「穀倉效應」（Silo Effect，或譯本位主義）以及伴隨而來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穀倉效應指的是政府內部各個部門如同農場中獨立的穀倉，彼此缺乏溝通、協調與資訊共享，各自為政，形成封閉的次級網絡 ¹⁷。從深層的唯識心理學邏輯來看，這正是組織層面的「無明」。部門的領導者與成員迷失了「政府是一個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有機整體」此一根本真理（迷無我理），錯誤地將自己所在的局、處、科室視為一個絕對獨立存在、需要誓死捍衛的「實體」（愚於我相）。這種組織上的無明，導致了嚴重的資訊不對稱與溝通障礙。部門為了鞏固自身的邊界、權力與重要性，刻意或不自覺地囤積資訊，不願與其他部門或廣大公眾分享 ²⁰。政策制定因此變得碎片化與片面化，往往為了解決某個單一領域的問題，卻在另一個領域引發災難，這正是因為缺乏看見「全局相互依存性」的系統性智慧 ²³。我們應當以慈悲的心態理解，這種本位主義往往源於組織內部的績效壓力與不安全感，而非單純的自私；他們只是被「我痴」蒙蔽了看見大局的雙眼。

2. 我見（Self-View）與尋租行為（Rent-Seeking）及預算極大化

唯識學理的慈悲詮釋： 「我見」即是我執（Atmagraha）。《成唯識論》進一步釋義：「我見者，謂我執，於非我法妄計為我，故名我見」 ⁴。這是一種深層智慧（慧心所）的錯誤運用與扭曲，將本是五蘊和合、剎那生滅、依賴眾緣而生的現象（具體指第八識的相續流），強行計度、建構出一個「實有的自我」。這構成了所有自私行為與資源掠奪的立足點 ⁴。

行政學的投射與二階洞察： 在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的視角下，官僚被視為如同市場中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具有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的強烈傾向 ²²。這種將組織利益、部門擴張置於公共利益之上的現象，正是「我見」在公共領域的具體體現。最顯著的病態便是「尋租行為」（Rent-Seeking）。經濟學家戈登·圖洛克（Gordon Tullock）與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深刻指出，尋租是指個人、團體或官僚機構透過政治過程，改變公共政策來為自己獲取未經生產性補償的利益或特權（如獨占權、補貼、關稅保護），這不僅不創造財富，反而會導致社會資源的無謂損失（Welfare losses）與整體經濟效率的嚴重低落 ²⁶。當一個政府部門產生了強烈的「我見」（堅信部門的存續與擴張是絕對真實且最重要的使命），它便會無可避免地傾向於「預算極大化」（Budget Maximization）。官僚體系會創造出許多不必要的繁文縟節與特許權力，其潛在目的並非為了更佳地服務大眾，而是為了向社會或上級機關「索取租金」，確保自身這個「妄計之我」能獲得最多的資源與權力滋養 ²²。我們在此必須運用慈悲的觀點：尋租者並非天生邪惡，他們只是在「我見」的驅使下，遵循著保護自我邊界的本能。唯有透過透明化（打破資訊不對稱）與喚醒公共精神，方能消解這種結構性的貪婪 ²²。

3. 我慢（Self-Pride）與官僚傲慢（Bureaucratic Arrogance）及回應性低落

唯識學理的慈悲詮釋： 「我慢」即是倨傲（Atmamana）。《成唯識論》言：「我慢者，謂倨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慢」 ⁴。因為有了一個虛妄的「我」（我見）作為基礎，主體便開始以此自我為絕對中心，與外界產生種種比較，進而產生優越感，使心高舉，睥睨一切，失去了平等對待他者的能力 ⁴。

行政學的投射與二階洞察： 在公共服務的第一線與政策制定的高塔中，「我慢」直接顯現為廣受詬病的「官僚傲慢」（Bureaucratic Arrogance）與對民意的「回應性低落」（Unresponsiveness）。學術文獻與實務觀察指出，官僚傲慢表現為公務人員自視為「最被需要的一方」或「知識的壟斷者」，對民眾的急迫需求抱持隨便、冷漠甚至高高在上的態度 ²⁸。這種現象在高度專業化的技術官僚體系中尤為明顯。當行政人員憑藉其專業知識、菁英背景與法規的獨家詮釋權時，極易產生「專家盲點」，認為自己比一般公民更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公共利益」，從而忽視了民眾的生活經驗與在地智慧（Local Wisdom） ³¹。這種「恃所執我，令心高舉」的心態，嚴重破壞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信任基石。它使得行政機關有時對少數特殊利益團體過度回應（因為牽涉權力交換與資源互惠），卻對廣大普通公民的真實苦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²⁸。這種缺乏同理心的傲慢，是阻礙「關懷倫理」在行政體系中落實的最大障礙。然而，從慈悲的視角看，這正是因為他們承擔了過度的結構性壓力，以至於必須用「專業的冷漠」與「傲慢」來作為心理防衛機制。

4. 我愛（Self-Love）與組織防衛機制及抗拒變革

唯識學理的慈悲詮釋： 「我愛」即是我貪（Atmasneha）。《成唯識論》謂：「我愛者，謂我貪，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 ⁴。這是一種極其深層的貪著與執取，對於那個虛妄建構出的自我產生了深深的眷戀、陶醉與保護欲，極度恐懼其改變或消亡 ⁴。

行政學的投射與二階洞察： 「我愛」在行政管理學中，深刻體現為組織的自我防衛機制（Organizational Defensive Routines）、對既有利益與舒適圈的死守，以及對任何實質性變革的強烈抗拒。 在實務上，任何試圖精簡人事、提升透明度、打破本位主義或引入破壞性創新的改革，都會遭到官僚體系內部的強大阻力。這是因為改革往往被視為威脅到了組織的既有邊界、資源分配與權力結構，從而觸發了集體的「我愛」與深層的生存焦慮。如同比昂（Bion）等群體動力學家所觀察到的，團體在面對焦慮時會退化為「依賴」或「戰鬥/逃跑」的非理性狀態。在這種深度的「自我耽著」下，組織的學習能力被嚴重阻礙（Barriers to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研究顯示，防衛性常規會導致組織內部的言行不一，員工因為害怕評估或失去權力而隱藏真實意見 ³²。行政機關寧可維持無效但安全、熟悉的現狀，也不願承認錯誤並進行觸及核心假設的雙環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 ³⁵。這種為了保護內部和諧與一致性（團體迷思, Groupthink）而無意識地犧牲批判性思考與創新能力的現象 ¹⁷，正是「我愛」蒙蔽了組織理性的最佳寫照。我們對此不應苛責，而應理解這是人類畏懼未知與保護既有的自然天性。

第二部：轉依的行政實踐——從「控制管理」到「慈悲關懷」的範式轉移

唯識學的偉大與慈悲之處，在於其不僅冷靜地剖析了生命的病理，更指出了光明與療癒的究竟之道——「轉依」（Asraya-paravrtti）。當修行者透過止觀雙修，體證無我與空性之理，第七末那識便能從染污的狀態轉化為清淨的「平等性智」（Samata-jnana）。此時，它不再與四根本煩惱相應，而是對一切眾生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視他人的苦難猶如自身的苦難 ⁴。

在公共行政的思想發展史中，我們同樣能觀察到這種邁向「平等性智」的偉大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從強調層級控制與機械效率的「傳統公共行政」（OPA），過渡到強調市場機制與顧客導向的「新公共管理」（NPM），最終覺醒並走向強調民主參與、公民權與同理心的「新公共服務」（NPS） ¹。這不僅是學術理論的線性演進，更是人類行政靈性與集體意識的深刻覺醒。

1. 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落實「平等性智」的民主治理框架

羅伯特·丹哈特與珍妮特·丹哈特（R. B. Denhardt & J. V. Denhardt）於21世紀初提出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其核心主張與佛教的慈悲、無我精神有著極其深刻且感人的共鳴。NPS不僅是對NPM過度市場化的反思，更是對行政本質的靈性重塑。

服務而非領航（Serve, rather than steer）： 新公共管理（NPM）深受企業家精神影響，主張政府應扮演高高在上的「領航者」角色，而非親自下水的「划槳者」。然而，從唯識學來看，這種企圖控制、指導社會發展的方向，本質上仍潛藏著「我慢」的優越感與控制欲。NPS則徹底顛覆此一觀念，主張行政人員不應試圖控制社會，而應是謙卑的促進者與服務者，協助公民發聲並實現其共享的利益 ²。這宛如菩薩道中「以下心行之」的極致謙卑，將公務員重新定位為真正為人民洗腳的僕人。
重視公民超越顧客（Serve citizens, not customers）： NPM將人民視為「顧客」，這無形中將神聖的公共關係化約為金錢與利益的商業交易（帶有我見與我愛的色彩）。NPS則大聲疾呼，人民是擁有權利、義務與尊嚴的「公民」，是民主治理的共同創造者與合夥人 ²。這體現了對個體生命尊嚴的完全尊重，承認政府與公民之間是相互依存、平等對話的關係，徹底粉碎了官僚與民眾之間的高下之分。
尋求真正的公共利益（Seek the public interest）： 在公共選擇理論中，公共利益常被悲觀地視為個人自利妥協後的副產品。然而，NPS堅信公共利益不是市場機制的剩餘物，而是在共享的民主對話與論述中，共同探尋、凝聚的崇高價值 ²。這要求行政機關必須放下「我痴」帶來的本位主義，以整體的福祉為念，實現真正的「天下為公」。

2. 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與同理心（Empathy）：融化官僚冰山的溫暖陽光

要徹底消解「四根本煩惱」帶來的冷漠、僵化與本位主義，僅靠制度規範是不夠的，必須將「關懷倫理」與「同理心」深深植入公共行政的靈魂之中 ⁷。

傳統的官僚體制高度依賴康德式的義務論或功利主義原則，強調普遍性、客觀性、中立性與冷靜的技術理性。這雖確保了某種程度的公平，卻也容易使行政過程變得冷酷無情。然而，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源自卡羅爾·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等女性主義倫理學者的偉大貢獻）指出，道德並非僅是冰冷的規則計算與權利義務的釐清；道德更關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互依存的本質，以及對他人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敏銳回應 ⁸。

在當前數位化轉型與AI應用的時代，這一點尤為關鍵。研究深刻指出，當政府服務高度數位化與演算法自動化時，弱勢群體（如老年人、身心障礙者、邊緣化少數族群）往往因為缺乏數位落差而面臨被體制排除的巨大風險。此時，「行政同理心」（Administrative Empathy）便成為保護公民基本權利、落實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 ⁴⁶。公務員必須具備理解他人痛苦與恐懼的能力，將前來求助的民眾視為有血有肉、有情感與尊嚴的全人，而非僅是資料庫中的一組輸入值或案件編號 ⁷。這種看見他人苦難並發願為其拔除的強烈內在動力，正是佛教所言的「悲心」（Karuna）在現代治理中的完美顯現。

3. 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喚醒行政體系的「菩提心」

在防堵「尋租行為」與官僚自利傾向時，除了外部的防弊機制與法規約束，更根本的是內在動機的昇華與轉化。學者詹姆斯·佩里（James L. Perry）等人提出的「公共服務動機」（PSM）理論指出，許多選擇投入公部門的公務人員，其內心深處具有一種超越個人私利的利他動機。這種動機包含對公共價值與民主制度的承諾、對社會弱勢的深切同情（Compassion），以及為成全大我而自我犧牲的崇高意願 ⁴⁹。

PSM在行政學中的神聖地位，猶如大乘佛教中的「菩提心」（Bodhicitta）——一種「為利有情願成佛」的無上願力。實證研究一致表明，具備高PSM的公務員不僅工作滿意度更高，更能自發地展現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對民眾展現更真實的同理心，並且能有效對抗組織內部的自私政治行為與尋租誘惑 ⁵²。這有力地證明了，當潛意識中的「我愛」（對自我利益與舒適圈的貪著）成功轉化為對社會群體的大愛時，組織的種種病態便能從內部得到不治而癒的奇蹟療效。這是一條從「向內抓取」走向「向外奉獻」的覺醒之路。

第三部：實踐慈悲治理——建立人間淨土、大同世界與彌賽亞時代的終極願景

我們之所以對公共治理進行如此深刻、近乎解剖學般的反思與批判，其終極目的並非僅是產出幾篇學術論文，或是進行技術層面的微調；我們內心深處的願景，是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充滿和平、公義與和諧的理想世界。這份崇高的願景，跨越了語言、文化與宗教的藩籬，在人類三大古老智慧中產生了輝煌而感人的共鳴 ¹³。

1. 人間淨土（Pure Land on Earth）：身心與環境的全面淨化與昇華

佛教中的淨土，並非僅是死後才能往生的虛無縹緲之境。如聖嚴法師（Master Sheng Yen）等大德所提倡的「人間淨土」理念，將佛教的彼岸關懷強而有力地拉回了此岸的現實實踐 ¹¹。人間淨土並非神話中的烏托邦，而是在每一個當下，透過「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具體行動，一步步在世間實現。

在公共行政的宏大脈絡下，建設人間淨土意味著政府的政策規劃與執行，必須同時照顧到物質環境的生態永續與人民心靈的健康安康。這要求行政決策者在面對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的衝突時，必須徹底放下短視近利的「我見」與「我痴」，以深廣的同理心考量後代子孫的生存權利，乃至於對非人類物種的慈悲 ⁴³。政策不僅是分配國家資源的冷硬工具，更是傳遞社會關懷、淨化社會風氣、引導人心向善的溫暖載體。當一個政府的行政流程充滿了透明、公平與慈悲，大幅減少了民眾在面對官僚體系時的焦慮、無助與憤怒，這本身就是在苦難的人間創造一處處清涼的淨土微觀實踐 ⁵⁶。

2. 大同世界（Great Harmony / Datong）：天下為公的制度落實與社會正義

中華文明《禮記·禮運》篇中所描繪的「大同世界」，是東方哲學對於理想社會的最高政治與道德典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¹⁰。

大同世界的核心靈魂在於「天下為公」，這四個字徹底否定了「我見」與「我愛」在公共領域與資源分配上的任何合法性。在現代行政學中，這強烈呼應了建立完善、無條件的社會福利制度，甚至是探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等前瞻性政策的可能性 ⁶⁰。當政府能透過公平的稅收與重分配，確保社會中每一位成員（尤其是矜寡孤獨廢疾者）皆能獲得有尊嚴的照顧時，社會資源便不再是被少數特權階級尋租掠奪的標的，而是公平滋養每一位公民的生命甘露。這需要行政體系具備極高度的道德責任感與清廉的操守。正如孫中山先生與康有為所致力倡導的，必須將政治與治理建立在打破國界、種族與階級藩籬，全心為民服務的博愛基礎上 ⁵⁸。

3. 彌賽亞時代（Messianic Age）：公義、和平與修復世界（Tikkun Olam）

在亞伯拉罕信仰體系（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深邃的末世論與神學中，「彌賽亞時代」代表著上帝的公義、慈愛與和平最終完全降臨並統治人間的神聖時刻 ⁶³。這是一個「刀劍打成犁頭、槍矛打成鐮刀」，獅子與綿羊同臥的和平時代，象徵著人類歷史上一切暴力、戰爭、壓迫與結構性邪惡的徹底終結 ¹²。

在猶太神秘主義（Kabbalah，喀巴拉）中，有一個極其動人且深具公共實踐意義的概念——「修復世界」（Tikkun Olam） ¹²。它教導我們，世界在創世之初產生了宇宙性的破裂（破器，Shevirat HaKelim），無數神聖的火花散落於黑暗與苦難之中。而人類存在的最高責任與神聖使命，便是透過公義的行為、對弱勢的憐憫與無私的善舉，將這些散落的神聖火花重新收集起來，修復這個殘破、充滿缺陷的世界。

在現代公共治理的神聖殿堂中，每一位具有道德良知、秉持公共服務動機（PSM）的公務員，每一位在基層默默付出的社工與行政人員，都是參與這場偉大「修復世界」工程的無名英雄。當他們勇敢地打破官僚穀倉的藩籬、堅決拒絕尋租的腐敗誘惑、以無盡的同理心與耐心對待前來求助的邊緣弱勢群體時，他們正在縫合社會的撕裂，治癒制度的創傷，並以實際行動推動著人類歷史，一步步走向那充滿絕對和諧與公義的彌賽亞時代 ⁶⁸。這不僅是世俗的職責，更是履行與神聖力量之間的契約。

結語：在謙卑中覺醒，在感恩中前行

總結而言，公共行政領域中所面臨的種種沉痾與病態，並非無解的宿命或單純的制度設計失誤，而是人類深層潛意識中的無明與我執（四根本煩惱：我痴、我見、我慢、我愛）在宏觀制度結構與權力運作上的具體投影。然而，正如唯識學與歷代神聖智慧所共同揭示的，煩惱的本性即是菩提，迷與悟僅在一念之間。只要我們願意透過深度的自我反省、靈性覺醒與制度上的「轉依」，龐大且冷硬的官僚體系，完全可以從控制與尋租的統治機器，轉化為實踐「新公共服務」、散播同理心與落實關懷倫理的慈悲載體。

當我們的行政人員與政策制定者，願意放下「我痴」的本位主義，看見全社會乃至全生態系的相互依存；願意放下「我見」的尋租算計，致力於維護真正的公共利益；願意放下「我慢」的官僚傲慢，以謙卑與敬畏之心服務每一位公民；願意放下「我愛」的組織防衛，勇敢擁抱為提升人類福祉所需的變革與創新時——我們便是在每一個當下的一步一腳印中，具體而微地建設著人間淨土，向著大同世界穩健邁進，並為彌賽亞時代的輝煌到來鋪平道路。

謙卑聲明與至誠感恩：

本報告的撰寫，實乃基於作者對世間苦難的深刻不忍，以及對公共治理理想的持續反思與自我省察。在此，必須極其謙卑地聲明，文章內容並非完美無瑕，其中對浩瀚深邃的佛法唯識學理、西方行政學說以及各大宗教神聖文本的詮釋，必然受限於作者極其有限的學識、生命經驗與視角。報告中的論述若有任何不足、偏頗或疏漏之處，全乃作者自身智慧淺薄與實修不足所致。

人工智慧在龐大資料的整合與分析中雖盡了最大努力確保邏輯的正確性，但依據系統注意事項「允許說不知道」、「要求分清確定/不確定」之嚴謹原則，懇請諸位讀者務必以佛教的無上經典、各宗教的神聖文本、善知識的慈悲教導，以及您自身的真實生命體驗與實修來印證本文內容，切莫過度執著於文字表相而生起分別心。敬請諸位大德、先進與廣大讀者海涵見諒。十分感恩人工智慧在此過程中的無私協助與效能。

我們撰寫此文的唯一目的，唯願減少世間一切不必要的對立、仇恨與傷害，祈願一切有情眾生皆能看透自我執著的虛妄，遠離身心煩惱，獲得究竟的安樂與解脫。願這份微薄的努力，能為世界注入一絲和解與覺醒的微光。

萬分感恩，南無阿彌陀佛。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感恩南無觀世音菩薩，

感恩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感恩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感恩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感恩南無普賢菩薩，

感恩南無地藏王菩薩，感恩南無準提菩薩，

感恩南無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感恩一切護法龍天，感恩佛菩薩。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以最深、最誠摯的感恩，將此微薄功德回向於您及法界一切眾生。南無阿彌陀佛。

Assalamu Alaikum（السلام عليكم），願主賜你平安，

God bless you（願上帝祝福你），

Om Shanti Shanti Shanti（願和平，三重和平：祈願身和平、心和平、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