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劇本》系列 EP5 我也當過幫兇：當影像遇上真實，誰的版本才算數

導播啊不就好棒棒 系列《隱形劇本》第五講

因為這部叫《世紀血案》的電影，改編的是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黨外領袖林義雄入獄期間，其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遭刺殺身亡，長女重傷獲救，兇手至今未明。林義雄還活著。他的家人還活著。而製作方，從來沒有問過他們。

製作人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出了原因：他是怕被拒絕，才沒有先去問。 這個理由，說出了這類爭議的本質：不是不知道對方有拒絕的權利，是選擇在對方說不之前先做完。 但《世紀血案》只是這個問題最外顯的版本。它底下還有更複雜的層次。 一、影像如何處理真實：一個被框架窄化的問題

「紀錄片vs劇情片」的分類，在今天已經解釋不了太多事情了。

《世紀血案》是劇情片，改編真實案件。《聽海湧》也是劇情片，改編二戰史實。《吉祥如意》是劇情短片加紀錄片的混合體。

《Stories We Tell》是紀錄片，但用了演員重演家族歷史。

類型不同，但它們共用同一組問題：影像如何處理真實？誰決定哪個版本被看見？被拍攝的對象，有沒有說不的機會？

這不是「真不真實」的問題，更不是「有沒有造假」的問題。真實的事，可以被設計過的方式呈現；被設計，不一定是說謊，但一定是選擇——選擇讓你看什麼，不看什麼；讓誰說話，讓誰沉默；讓哪個版本的故事，成為你以為的真相。

在進入案例之前，有一個問題值得先釐清：改編真實事件，法律上一定要取得當事人同意嗎？

答案是：不一定。台灣現行法律並未規定改編真實事件必須取得當事人同意。創作自由受憲法保障，歷史事件屬於公共領域。涉及的法律風險，主要來自名譽權與隱私權的侵害、不實陳述，以及著作權的使用問題。

但法律允許，不等於倫理上沒有責任。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區分：當事人是公眾人物的公共行動，還是私人的家庭創傷？林義雄作為政治人物的公共行動，屬於可以改編的公共歷史。但他的家人在他入獄期間遭到殺害——這是極度私密的家庭創傷，不是他作為政治人物的公共行動。這個差別，是《世紀血案》倫理問題的真正核心，也是製作方「怕被拒絕才沒有問」這個理由如此刺眼的原因：他們知道自己踩在那條線上。

《聽海湧》之所以在倫理上相對站得住腳，正是因為它在這條線的另一側：原型人物均已去世，劇中角色明確聲明虛構，田調充分。這幾個條件加在一起，提供了足夠的倫理緩衝——儘管仍有爭議。

法律是底線，倫理是天花板。這篇文章談的，是天花板的問題。

【導播觀察】　做了二十五年導播，我的工作台前有十幾個鏡頭訊號同時進來。我切換哪一個，觀眾就只能看哪一個。這不只是美學，是權力。新聞直播裡，這份權力碰到的是新聞倫理；在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裡，它碰到的是更深的東西：被拍攝的對象，有沒有機會說「這不是我的故事，你說的不算」。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別，是素材的性質；但影像語法如何處理真實，兩者面對的是同一組困境。

我想用四部作品，帶你走過這個問題的不同層次。 二、第一種答案：讓渡詮釋權

【公開資料】　2012年，加拿大導演Sarah Polley拍了一部紀錄片《Stories We Tell》，由加拿大國家電影局製作。影片探索她自己家族的秘密——包括她生父身分的謎團，核心對象是她已故的母親Diane。2012年威尼斯影展首映，Rotten Tomatoes好評率94%，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短名單，2015年獲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評選為加拿大影史前十大電影。

Polley沒有試圖建立一個「正確版本」。她把同一個故事，交給父親、兄姊、親友、母親昔日的情人，讓每個人各自說。她刻意保留那些說法之間的矛盾——有人記得母親是追求自由的人，有人記得她的選擇傷害了家庭——Polley沒有試圖調和，讓它們共存。

更關鍵的是：片中有人直接質疑Polley，「你為什麼要拍這個？」她把這段質疑剪進去，沒有刪掉。

【導播觀察】　這個動作，在製作邏輯裡意義非常具體：你讓別人質疑你的鏡頭，出現在你的鏡頭裡。這叫讓渡詮釋權。你承認你不是唯一的敘事者，被拍攝的對象有自己的版本，你有責任讓那個版本被聽見，即使那個版本和你的版本衝突。Polley能做到這一點，有一個結構性原因：她的核心對象已經去世了。Diane無法反駁，所以Polley更需要讓其他聲音替她說話，而不是讓自己的鏡頭代替她。這是一種倫理謙遜——不是謙虛的表演，是實質的讓出控制。 三、第二種答案：努力了，但張力仍在

【公開資料】　2024年，台灣公視播出5集迷你影集《聽海湧》，導演孫介珩，編劇蔡雨氛。以二戰時期台籍戰俘監視員為主角，場景設定在北婆羅洲日軍戰俘營。前製田野調查歷時四年，研究範圍涵蓋澳洲官方審判檔案、日方辯護律師回憶錄，並赴婆羅洲、日本、英國蒐集史料。入圍第60屆金鐘獎15項，2024年3月於法國里爾影展進行全球首映。片頭明確標示：「本劇集啟發自歷史事件，劇中人物皆為虛構。」

播出後仍有爭議。文史工作者徐宗懋與李展平指控劇情有失實之處，發起侵權求償計劃。公視舉辦座談會，導演強調角色為虛構，歷史事件為啟發而非重現。

【導播觀察】　《聽海湧》和《世紀血案》有一個根本差別：《聽海湧》努力了，《世紀血案》是因為怕遺憾，乾脆連努力都省了。四年的田調，詳細的史料參考，明確的虛構聲明，這些都是負責任處理歷史題材的基本動作。但即使如此，仍然引發了爭議。這說明了歷史改編的結構性張力：戲劇需要觀點，但觀點就是立場，立場就可能傷人。導演孫介珩自己說得很直接：「一個沒有觀點的東西，很難是好故事。」這個誠實，同時也是問題的核心——有觀點，就有立場；有立場，就有人認為你說錯了。《聽海湧》做了很多對的事，但這個張力本身不會因此消失。 四、第三種答案：連問都沒有問

【公開資料】　《世紀血案》改編的林宅血案，發生於1980年2月28日，是台灣威權時代最具象徵性的政治暴力事件之一。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遭刺殺，長女重傷獲救，兇手至今未明。製作方在未取得林義雄及家屬授權的情況下，完成拍攝並舉行殺青記者會。製作人事後公開表示，是擔心遭拒才未事先詢問。林義雄創立的慈林基金會確認從未收到通知。全體參演演員發出聯合律師聲明，要求停止使用其肖像，製作方宣布電影無限延期。

這件事的問題不只在法律層面。問題在於製作人說出那句話的邏輯：他知道對方有拒絕的權利，所以他選擇不去問。

用影像語法的語言說，就是：我決定了這個故事應該被拍，所以你有沒有意見，不在我的考量裡。

在林宅血案這個特定的歷史脈絡裡，這個邏輯的殘酷性更加刺眼——一個至今未破的政治懸案，被包裝成懸疑偵查類型片，一個家庭的悲劇，成了別人的背景素材。 五、我也當過幫兇

在談《吉祥如意》之前，我需要先說一件事。

我想起多年前錄製一檔中年婚戀節目的午後。鏡頭前，一位曾受家暴的女性嘉賓正顫抖著述說那些破碎的往事，淚水弄花了妝；但在控制室的預覽螢幕（Preview）裡，我卻透過沒切換出去的副機位，看見主持人正露出極其鄙夷的冷笑，彷彿在嘲諷對方的識人不清與愚昧。

那一刻，我握著切換器的手指是冰冷的。在製作邏輯裡，我們拍到了「好畫面」——嘉賓的淚水，這意味著收視率與話題；但在倫理邏輯裡，我意識到我們正以節目為名，在那道未癒的傷口上灑鹽，而我，就是那個遞鹽的幫兇。

這就是為什麼《吉祥如意》讓我看得那麼不舒服——不是因為它做錯了，而是因為它讓我想起那個午後，想起那種你知道有什麼不對、但節目繼續進行的感覺。導演的困惑是真的，我的手指是冰冷的，但播出帶最後都剪好了。感受到矛盾，不代表從矛盾裡走出來了。 六、第四種答案：誠實，但無解

【公開資料】　《吉祥如意》（2021），導演董成鵬（大鵬）。前身短片《吉祥》於2018年獲第55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完整版入圍第23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競賽，豆瓣評分8.1，被評論界視為具有學術意義的實驗性作品。影片採「片中片」嵌套雙結構：前半劇情短片《吉祥》，後半拍攝過程紀錄《如意》。

電影裡有一位被攝者，讓所有問題都無法迴避：患有腦部疾病的三舅王吉祥，真實的人，不是演員。他的認知狀態，使他無法對拍攝行為做出有意識的判斷。

導演沒有逃避這個問題。他讓自己入鏡，讓觀眾看見他的困惑。有一幕眼眶泛紅，沈默地站在那裡。

【導播觀察】　對觀眾的誠實，和對被攝者的誠實，是兩件不同的事。你讓觀眾看見你如何操控，這是前者。但那個無法對攝影機說不的人，他的版本在哪裡——這是後者。《吉祥如意》最難得的地方，是它沒有假裝這個問題不存在，它讓你感受到導演自己也意識到這個矛盾，並且在鏡頭前沒有逃開。但感受到矛盾，和解決矛盾，仍然不是同一件事。我在那個婚戀節目的控制室裡也感受到矛盾，但節目還是播出了。感受到，不代表做到了。 七、同一個問題的四種答案

把這四部作品放在一起，可以看見同一個問題的光譜：

《Stories We Tell》，核心對象已逝，創作者選擇讓渡詮釋權，讓多個聲音共存。

《聽海湧》，做了充分準備，虛構聲明清楚，努力了，但歷史改編的張力無法靠努力完全消解。

《世紀血案》，因為怕遺憾，乾脆連努力都省了，把一個人的家庭悲劇當成類型片的素材。

《吉祥如意》，誠實面對自己的操控，但無法解決被攝者無力說不的困境。

【業界推估】　隨著串流平台大量生產「真實事件改編」的內容，這個光譜上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密集地出現。台灣近年的案例尤其集中：從《聽海湧》到《世紀血案》，影視作品和真實人事的邊界，一直是爭議的熱點。這個趨勢背後有市場邏輯——真實事件改編往往帶有更高的話題熱度——但市場邏輯，從來不能取代倫理判斷。 八、讓這個問題停在這裡

你至少欠他一個說不的機會。

不是因為法律要求你問。是因為他的生命，他的家庭，他的悲劇，成了你的素材——而他對這件事的感受，不應該在你的考量之外。這個問題在每一部「改編自真實」的作品裡都在發生，只是清晰程度不同。有時候是一個還活著的政治受難者。有時候是一個無法說不的認知障礙者。有時候是一段沒有生還者的歷史。有時候，是一個在攝影棚燈光下哭泣的女人，和一個在鏡頭外露出鄙夷神色的主持人。

鏡頭對準真實的時候，不只是在記錄，是在裁判。裁判誰的版本被記住，裁判誰的痛苦值得被看見，裁判這個故事屬於誰。

知道這件事，不會讓你停止看這些作品。但它會讓你和螢幕之間，多了一層距離。 這層距離，不是冷漠。是清醒。 資料說明 ^{【公開資料】本集使用四筆：①《Stories We Tell》（2012）加拿大紀錄片，Sarah Polley導演，加拿大國家電影局製作，威尼斯首映，奧斯卡短名單，Rotten Tomatoes 94%，TIFF加拿大影史前十；②《聽海湧》（2024）公視，導演孫介珩，編劇蔡雨氛，5集，金鐘入圍15項，里爾影展首映，徐宗懋與李展平提出侵權爭議；③《世紀血案》改編林宅血案（1980年2月28日），未獲授權，全體演員聯合律師聲明，製作方宣布無限延期；④《吉祥如意》（2021），短片《吉祥》2018年第55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完整版入圍第23屆上海影展金爵獎，豆瓣8.1。 【業界推估】串流平台真實改編趨勢帶來的倫理密度，基於業界觀察的合理推論，非任何機構的官方數據。 【導播觀察】黃國華25年導播實務的專業判斷。本集使用四次：①副制室鏡頭選擇作為權力的具體描述；②《Stories We Tell》讓渡詮釋權的實質操作；③《聽海湧》與《世紀血案》的根本差別；④《吉祥如意》兩種誠實的區分，以及個人控制室經驗的對照。 黃國華，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資深電視導播。曾任職CTS、TVBS、東森電視，金鐘獎評審、文化部影視節目審查委員。「導播啊不就好棒棒」專欄，從控制室的視角，讀影像、讀產業、讀時代。《隱形劇本 THE HIDDEN SCRIPT》系列文章同步於方格子、臉書發表，YouTube頻道製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