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在395年，羅馬帝國正式分裂為東西兩部，埃及被劃入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的版圖。此時的埃及已是帝國最重要的糧食供應地之一，尼羅河谷與三角洲的農業產出繼續支撐著君士坦丁堡的糧食需求。行政結構基本延續羅馬晚期的行省制度，埃及被分為多個行省，由君士坦丁堡任命的總督（praefectus Augustalis）直接管轄，總督同時兼任軍事與民事最高長官。
稅收體系以土地稅與人頭稅為主，主要以糧食形式徵收，通過精心維護的灌溉渠道與尼羅河氾濫記錄來計算稅額，這一做法直接延續了托勒密與羅馬時期的管理傳統。
4世紀末至5世紀初，基督教在埃及的傳播已進入鞏固階段。亞歷山大作為早期基督教的重要神學中心，繼續發揮關鍵作用。科普特教會（Coptic Church）逐漸形成獨特的身份認同，使用科普特語（源自古埃及語的後期形式）進行禮拜與聖經翻譯。395年後，異教神廟的關閉進程加速。
391年，亞歷山大的塞拉皮斯神廟已被摧毀，這一事件象徵傳統多神教在城市中心的衰落。雖然鄉村地區的傳統信仰殘留更久，但整體而言，基督教已成為埃及社會的主流宗教。大多數埃及人逐漸改信基督教，許多古老神廟被改建為教堂或修道院，修道院制度在埃及發展迅速，尤其是上埃及的沙漠地區出現了大量隱修團體。
408–450年左右，狄奧多西二世在位期間，拜占庭帝國進一步推行反異教法令，禁止異教獻祭與神廟維護。埃及的行政檔案顯示，此時的稅收與土地登記仍使用希臘語與拉丁語，但科普特語紙草文獻開始大量出現，用於地方事務與教會內部記錄。
這反映出語言上的連續性轉變：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已消失，希臘語仍是官方語言，而科普特語則成為本土人口的主要書面與宗教語言。
451年，卡爾西頓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召開，基督教神學爭議達到高潮。會議認定基督具有神人二性，這一立場被君士坦丁堡與羅馬接受，但埃及的科普特教會大多拒絕接受，堅持基督一性論（miaphysitism）。這一神學分歧導致埃及教會與拜占庭帝國中央的長期緊張關係。
埃及主教狄奧斯庫羅斯（Dioscorus）被罷黜，引發埃及本土教會的強烈不滿。此後，埃及出現兩個並行的教會體系：由君士坦丁堡任命的「帝國教會」（Melkite Church，使用希臘語，主要服務於行政與軍事精英）和本土的「科普特正教會」（Coptic Orthodox Church，使用科普特語，獲得大多數埃及民眾支持）。這一分裂成為拜占庭晚期埃及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但行政與經濟管理仍保持連續，未因神學爭議而中斷。
5世紀後半葉至6世紀初，埃及繼續作為拜占庭帝國的經濟支柱。尼羅河的年度氾濫記錄被 meticulously 保存，用於預測稅收。灌溉系統包括大型水車（saqiya）和運河網絡，得到持續維護。
大規模的穀物運輸船隊每年將埃及小麥運往君士坦丁堡，這一「糧食航線」是帝國生存的命脈。考古與紙草證據顯示，此時的村落與城市布局基本延續羅馬時期，亞歷山大港仍是地中海東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同時也是絲綢、香料與紙草的轉運中心。
527–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期間，拜占庭對埃及的控制達到相對高峰。他推行行政改革，試圖加強中央集權，同時大力支持帝國教會以壓制一性論派。查士丁尼下令在菲萊島關閉最後一座仍在運作的伊西斯神廟（約535–537年），這標誌著傳統埃及宗教在公開場合的最終消失。
同時，他擴建了許多教堂與修道院，並強化稅收徵收。然而，神學分裂依然存在，科普特教會在鄉村與下層民眾中擁有強大影響力，偶爾引發地方騷動，但未發展成大規模叛亂。經濟上，埃及繼續出口大量紙草、亞麻織物與玻璃製品，維持了相對繁榮。
6世紀後期，拜占庭帝國面臨嚴重外部壓力。572–591年的拜占庭-薩珊波斯戰爭，以及602–628年的又一次大規模波斯戰爭，直接影響埃及。618–628年，薩珊波斯軍隊一度佔領埃及全境，切斷了對君士坦丁堡的糧食供應。這次佔領雖然只持續約十年，但造成嚴重的經濟破壞與行政中斷。波斯人離開後，拜占庭恢復統治，但帝國已極度虛弱。
629–642年，赫拉克利烏斯皇帝（Heraclius）統治後期，埃及的行政延續性仍可見。赫拉克利烏斯曾短暫嘗試調和一性論與二性論的分歧（單一意志論，monothelitism），但未能成功。科普特教會繼續保持獨立運作，大多數埃及民眾仍忠於本土教會。稅收與灌溉管理的基本框架沒有根本改變，尼羅河的季節性節律依然主導農業與社會生活。
642年，阿拉伯穆斯林軍隊在Amr ibn al-As的指揮下，從東方進入埃及。經過短暫圍攻，巴比倫堡（Babylon Fortress，位於今日開羅附近）與亞歷山大港相繼陷落。拜占庭總督於642年9月投降，埃及正式進入伊斯蘭時代。
這一轉變標誌著拜占庭統治的結束，但許多行政與經濟元素——包括土地稅制、灌溉系統、村落結構與紙草文書傳統——在早期伊斯蘭統治下得到延續，只是統治者與官方宗教發生了根本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