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如何影響我們對聲音的預期?
前陣子,我們在「「異國風情」究竟從何而來? - 音樂基態如何被文化選擇」一文中,沿著異國風情的思路,繞了一圈,了解各國究竟是如何形成不同的音樂基態,進而形塑出不同的音樂風格與感知。
今天,我們順著這條路,嘗試探索更生活化的案例,去了解音樂究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社會又如何影響我們對日常中音樂——乃至於「聲音」——的預期。
喪禮

喪禮在社會上往往是嚴肅的場所。圖片來自:freepik。
在生活中,喪禮並不算是一個相當日常的場所,甚至在讀者之中,可能還有人並沒有親身經歷過。許多人可能是在電視劇中認識喪禮,也有一部分人對它的認識,甚至還不足以用言語清楚描述。正因為人一生中能經歷喪禮的次數屈指可數,也使得喪禮成為一個嚴肅而端莊的場所。
在中國,喪禮是數千年累積、演化形成的重要社會儀式,因此在傳統喪禮中,也發展出許多複雜繁瑣的流程。在這之中,大多數階段,喪禮都不會配置音樂,或僅以宗教音樂作為背景,避免搶奪儀式本身的重心。
然而,在流程的最後——「出殯」這一階段——卻會由遊行隊伍歡送死者,敲鑼打鼓,配上嗩吶吹奏,氣氛與前段截然不同,變得極其熱鬧,也體現了「風光大葬」的觀念。
在日本,喪禮則是相當安靜、甚至帶著哀傷的儀式。從悼信、誦經、瞻仰遺容到出棺,大多維持低聲與克制的氛圍。若音樂存在,也多半音量極低且不具干擾性,與中國喪禮後段的熱鬧形成鮮明對比。
在基督教文化中,喪禮雖然同樣保持安靜,但聖歌的存在卻賦予整體氣氛一種不同的方向。相較於純粹的哀傷,這些音樂更帶有某種希望與救贖的意味——死亡並非終點,而是一種轉往另一個世界的開始。
在西非迦納,則有著近年廣為人知的「黑人抬棺舞」文化。死者被抬入棺材後,由專門人員穿上西裝,伴隨音樂起舞,甚至有些人還會為死者設計獨特造型的棺材,整體氛圍近似一場歡樂的慶典。這樣的形式並非古老傳統,而是近代發展出的文化表現,但其背後同樣反映了對死亡的理解:死亡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延續。
如果抽離這些文化差異本身,便會發現一件更根本的事情——
喪禮中的聲音,並不是自然出現的。
什麼時候應該安靜?
什麼時候可以出現音樂?
音樂應該悲傷、莊重,還是熱鬧?
這些都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文化長期累積後,對「死亡」這件事所建立出的一套聲音倫理。
也因此,當我們在喪禮中聽到與預期不同的聲響時,往往會感到極其唐突,甚至感到被侵犯。
這其實代表,我們並不是在單純地「聽見聲音」,而是在不知不覺間,執行一套早已嵌入潛意識的社會規則。
迦納的黑人抬棺舞,曾經在網路上爆紅並獲得廣傳。
餐桌與百貨公司

餐桌往往會伴隨著許多社交互動。圖片來自:freepik。
相較於喪禮這類高度制度化的儀式場域,日常生活中的聲音規則則顯得更加隱性。
餐桌,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餐桌不只是用餐的地方。它往往出現在一天之中,少數能從工作與社會角色中抽離的時刻——屬於家人、朋友,或僅僅屬於自己的時間。也正因如此,餐桌上的聲音,往往被我們視為「自然」的一部分。
然而,這些聲音其實並不自然。
在某些文化中,用餐時保持安靜被視為基本禮儀;而在另一些地方,交談聲、碰杯聲,甚至適度的喧鬧,反而是氣氛良好的象徵。在拉麵店,抑或是在西餐廳,我們也會隨著環境調整自己的用餐方式。我們很少意識到,自己其實正在不斷調整聲音的大小、說話的節奏,甚至進食的方式,以符合某種「正確的餐桌聲音」。
這些規則不像喪禮那樣被明確規定,而是透過長期的生活經驗,被內化為一種幾乎無法察覺的習慣。
如果說喪禮中的聲音,是文化對情緒的安排;
那麼餐桌上的聲音,則更像是文化對關係的維持與界定。
但當我們進入現代商業空間時,聲音的角色又再次發生了轉變。
在百貨公司中,音樂幾乎無所不在,卻又往往不被注意。這些背景音樂並不是為了讓人「聆聽」,而是為了讓人「停留」。
節奏較慢的音樂,會讓人放慢行走速度,在空間中停留更久;
音色溫暖、和諧的音樂,會降低心理防備,使人更容易進入消費狀態;
輕快的音樂,往往讓人更容易做出即時的消費決定;
而典雅、節制的聲響,則會在無形之中塑造出某種價值感;
音量則被控制在一個既不干擾、卻持續影響的範圍之內。
在這樣的空間裡,聲音不再只是氛圍的塑造,更是一種無形的引導機制。
有趣的是,在這樣的場域中,文化差異反而逐漸被抹平。無論是在東京、台北,或是紐約,這些聲音策略往往呈現出高度的相似性。因為在這裡,聲音的目的不再是表達文化,而是服務於一個更直接的目標——行為。
如果說喪禮中的聲音,是被文化規範的;
餐桌上的聲音,是被習慣內化的;
那麼百貨公司中的聲音,則是被設計出來的。
垃圾車與〈給愛麗絲〉

台灣的垃圾車,以及丟垃圾的人們。 (來源:作者:Joshua Fahler,依創用CC 2.0授權。https://flic.kr/p/9DRywP)
如果說前面的例子仍然停留在「聲音如何影響情緒與行為」,那麼在日常生活中,還有一種更徹底的轉變——聲音本身的意義,被完全重新定義。
在台灣,〈給愛麗絲〉以及〈少女的祈禱〉這兩首名曲,早已脫離原本的音樂語境。當旋律響起時,多數人不會聯想到作品的時代背景,也不會去關注它的和聲、動機發展或旋律配置,而是立刻意識到一件事:垃圾車來了。
這段音樂的功能,從「被聆聽」,轉變為「被辨識」。
有趣的是,這樣的現象並不只存在於台灣。
在美國或澳洲,這兩首曲目有時會被作為冰淇淋車的音樂使用,也因此曾出現過外國人在台灣聽到垃圾車時,興沖沖跑出門想買冰淇淋的趣事。
在日本,垃圾的處理方式則與台灣截然不同。多數地區採取固定時間、固定地點的集中回收,人們會事先將垃圾放置於指定位置,由清潔車進行收運,而不是等垃圾車到來時再即時丟棄。
在這樣的制度下,聲音便不再扮演「通知」的角色。垃圾車通常不需要播放音樂,因為行為本身早已被時間與規則所規範。
相較之下,台灣的垃圾車透過音樂來提示行動,使聲音直接介入日常節奏之中。〈給愛麗絲〉因此不只是旋律,而是一種與生活緊密連動的訊號。
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是否播放音樂,而是「行為是由制度規範,還是由聲音觸發」。
相較之下,台灣直接挪用了原本屬於古典音樂語境的作品,使其進入日常生活,並被賦予全新的意義。
當古典樂成為垃圾車,這看似是一種神聖性的瓦解——
那些原本需要被細細聆聽的細節——和聲的推進、動機的變形、旋律的呼吸——在反覆的日常使用之中,被壓縮、被忽略,最終只留下最直接、最可辨識的輪廓。
音樂在這一刻,不再作為「音樂」存在,而更接近於一種「音效」。
但這樣的轉變,揭示了一個更根本的事實——
音樂的意義,有時並不由聲音本身決定,而是取決於我們如何使用它。
當我們在房間裡,用著昂貴的音響設備,試圖還原最細膩的音樂層次時;
在另一個場景之中,同一段旋律,卻早已被我們的大腦簡化成一個單一的訊號:
「垃圾車來了。」
結語
從喪禮,到餐桌,再到街道上的垃圾車,我們可以逐漸意識到一條隱約可見的脈絡。
聲音從來不是中性的存在。
它可以被文化規範,
被習慣內化,
也可以被設計與轉換。
我們以為自己是在「聽見聲音」,
但實際上,我們是在執行一整個社會早已替我們寫好的腳本。
那些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聲音——
什麼時候應該安靜,什麼時候應該熱鬧,
什麼旋律代表情緒,什麼聲音代表行動——
都不是與生俱來的,
而是在不知不覺之中,被學會的。
但即便如此,這仍然不是聲音意義的終點。
當同一段旋律,在不同人耳中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時;
當某些聲音一旦與特定經驗連結之後,便再也無法被「純粹地聽見」時——
聲音的意義,似乎又再次從社會的層次,滑向了更私密的地方。
也許真正決定我們如何理解聲音的,並不只是文化,而是那些早已無法分離的記憶。
而當聲音成為記憶的一部分之後,它是否還能回到原本的樣子?
又或者,它終將成為每個人意識中,截然不同的世界?
作者|丹羽伊織(丹羽いおり/Niwa Iori)
耳境工作室(耳境イアリウム/Earium Stud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