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理師說，邱執行長，藥滴完了，我幫你拔針。
邱翊君睜開眼睛。
治療室的日光燈還是那個亮度，白的，沒有溫度的白。點滴架上的藥袋空了，透明的管子裡最後一滴藥液掛在那裡，不上不下，像它也在猶豫要不要落下去。
「按住棉花，按久一點，上次報告血小板偏低。」
「好。」
她用左手按住手背上的棉花。護理師收拾完，把點滴架推走了。治療室裡剩她一個人，牆上的電視開著，聲音轉得很小，新聞台在播什麼經濟數據。
她沒有看。
化療後的前十五分鐘最不舒服。不是痛，是一種從胃底慢慢往上爬的噁心，爬得很慢，像什麼東西在她身體裡試探，看她今天能撐到什麼程度。她學會了不對抗——就讓它爬，爬到它要到的地方，等它自己退。
手機在口袋裡震了。
她拿出來。螢幕上的名字她看了一下。
林志遠。
她讓它響了三聲。
第四聲，接起來。
「Monica。」
他的聲音是那種剛從一個很緊的場合出來、還沒有完全鬆下來的穩。穩的底下有東西，但他壓著。
很久沒有人叫她Monica了。
辦公室裡所有人叫她邱執行長，院長叫她翊君，醫生叫她邱女士。只有林志遠，從二十幾年前認識到現在，一直叫她Monica。那個名字屬於另一個時候的她——還沒有當執行長的她，還沒有生病的她，還會在下班後跟朋友去喝一杯的她。
「志遠。」她說，聲音比她預期的還平。「結束了？」
「結束了。大致還算順利。」
「委員那邊怎麼樣？」
「陳委員問得深，我上去補充了幾次。王委員那邊也還好。」他停了一下。「最後一輪有一個年輕委員拿了一份利益迴避的資料出來，次長擋了，說會後書面回覆。」
她聽見「利益迴避」四個字的時候，按著棉花的手微微收緊。
「那份資料，」她說，「什麼來頭？」
「還不確定。但整理過的痕跡很明顯，不是隨便蒐集的東西。」
她沒有說話。
治療室裡空調的嗡嗡聲填進那個沉默。
「Monica？」
「我在。」她說。「你辛苦了。回來寫一份簡要紀錄給我，明天早上我要看到。」
「好。」
她應該掛了。平常她就是這樣——事情交代完，掛電話。但今天她握著手機，聽見他那邊的車聲、風聲，像是他在外面走路。
她問了一句：「次長怎麼說？」
這句話出去的時候，她聽見自己聲音裡有一個很小的裂縫。
「次長很客氣，」林志遠說，「說辛苦了，謝謝。」
就這樣。他沒有多說。
她知道他沒有說完。次長不可能只說了「辛苦了，謝謝」，但林志遠選擇不說。
他在保護她的面子。
她聽得出來。
「好，」她說，「早點回去休息。」
「好。Monica你也早點休息。」
電話掛了。
他說「Monica你也早點休息」的時候，語氣是真的在關心。
這讓她更難受。
他不知道她在醫院。不知道她在化療。不知道她每兩個星期的星期三下午會從辦公室消失幾個小時，到榮總地下一樓，坐在塑膠椅上等護理師叫她的名字。她沒有告訴任何人。不是勇敢，是她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她在生病。在這個體制裡，生病等於脆弱，脆弱等於可以被取代。
她已經有一個林志遠站在那裡了。她不能再給任何人一個理由。
她在治療室裡又坐了十分鐘，等噁心退到她可以站起來的程度，然後拿起公事包，走出去。
走廊很長。下午四點多的放射腫瘤科已經沒什麼人了，護理站有兩個護理師在打字，遠處一個穿病人服的老先生被看護推著輪椅慢慢走，輪子在磨石子地板上發出很輕的聲音。
她的高跟鞋聲在走廊裡很清楚。一步一步，很穩。
走到候診區的時候，主治醫師從診間探出頭。
「邱女士，等一下。」
她停下來。
「進來坐，上次的報告出來了。」
診間很小，桌上一台電腦，螢幕上是她的名字和一排數字。她在椅子上坐下，公事包放在膝上，背挺得很直。
醫師看著螢幕。「白血球比上次低了一些。三千二掉到兩千七。不算危險，但要注意。」
「會影響療程嗎？」
「如果持續下降，可能要調劑量或間隔。療程有可能會拉長。」
她沒有說話。
醫師轉過頭看她，摘下眼鏡。他的語氣變了，不完全是醫生的語氣，比較接近一個見過太多病人的人在說話。
「邱女士，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不是醫囑，是我個人的觀察。」
她看著他。
「你每次來化療都帶公事包。上次你化療到一半在回email，上上次你帶了一疊報告進來看。」他停了一下。「你的身體需要你把它當成唯一的事情，至少在治療的這幾個小時裡。」
「我知道。」
「知道跟做到是兩件事。」
她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種你聽見一句你沒辦法反駁的話時，臉上會有的東西。
「陳醫師，」她說，「如果我不帶那個公事包來，我會更不舒服。」
醫師看了她幾秒，點了點頭，沒有再說。
她站起來，拿了下次回診的單子，走出去。
她沒有告訴陳醫師的是——那個公事包讓她不舒服，但那種不舒服她能控制。身體裡正在被藥物追殺的東西，她控制不了。心裡正在長的那個東西，她也控制不了。
至少公事包裡的事，她還能控制。
計程車上，手機又響了。
螢幕上是院長。
她深吸一口氣，接起來。
「院長。」
「翊君啊，」院長的聲音是體制裡長官特有的腔調，不近不遠，什麼時候都像在微笑，「今天身體還好吧？」
「很好，謝謝院長關心。就是例行檢查。」
「好好好。今天立法院那邊，我聽說有安排質詢？」
「是，院長。我全程都有掌握。」她的聲音很順，像一份在腦子裡已經打好草稿的備忘錄。「委員們的問題我事前有預判過，所以我們準備的資料都有對上。陳委員比較刁，但我有事先交代好口徑，整體答覆的方向是對的。」
「嗯。」
「王委員那邊相對好處理，他問的是大方向，我們有準備一頁式的摘要給次長，次長用起來很順手。」
「嗯嗯。」
「最後有一個年輕委員拿了一份利益迴避的資料出來，我判斷是有人在背後餵的，但次長處理得很果斷，用書面回覆擋掉了。我已經在安排後續的書面資料了，明天會出來。」
「好，這個要盯緊。」
「我會處理。」
她說到這裡，覺得這通電話已經差不多了。她把該說的都說了——事前有預判、口徑有交代、資料有準備、後續有安排。每一件事都經過她，每一個環節都有她的手。
院長應該會說「好，辛苦了」，然後掛電話。
電話那頭安靜了一秒。
那一秒裡她聽見院長辦公室的背景音，很遠的地方有人在說話。
「翊君，」院長說，語氣沒有變，還是那個不近不遠的微笑，「還有一件事。」
「院長請說。」
「次長剛才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她的手指在手機邊緣微微收緊。
「他說今天質詢整體順利，對我們院裡的配合很滿意。」
「是，我們——」
「他特別要我轉達，」院長的聲音沒有加重，也沒有放輕，就是那個原來的溫度，「要謝謝林志遠。」
計程車在一個紅燈前停下來。
窗外有機車從旁邊穿過去，引擎聲很近，很吵。
「他說今天要不是志遠在場，第一輪恐怕就要出狀況了。」
她沒有說話。
一秒。
兩秒。
她覺得自己剛才說的那些話——事前預判、口徑交代、資料準備——全部還掛在空氣裡，還沒有落地，就被院長最後這兩句話穿過去了，像風穿過一排晾在繩子上的衣服，什麼都沒有碰倒，但所有東西都晃了一下。
「翊君？」
「在。」她說。聲音沒有變。一點都沒有變。「志遠確實很專業。這個計畫他跟了三年，比誰都熟。是我特別安排他去支援的。」
「嗯，」院長說，「次長的意思是，希望以後這類場合，志遠可以多配合。你安排一下。」
「好。」
「辛苦了，早點休息。」
電話掛了。
綠燈亮了，計程車開始動。
她把手機放在膝蓋上，看著前方的車流。每一輛車的尾燈都是紅色的，一盞一盞排過去，像一條看不見盡頭的線。
次長打給院長。
不是打給她。
次長在電話裡說的名字是林志遠，不是邱翊君。
她剛才在電話裡說了那麼多——我掌握了、我安排了、我預判了、我交代了。她說得那麼好，那麼滿，每一個縫隙都填上了她的名字。
然後院長在最後面放了那一句話。
輕輕的。
像一把很小的刀，不是砍下來的，是放在桌上的。放在那裡，讓她自己看見。
次長要謝謝的人，不是她。
計程車轉進她家那條巷子。
路燈的光從車窗外一格一格地掃過她的臉。她看見自己映在車窗玻璃上的影子，很白，眼窩的陰影很深。
她回到家，沒有開燈。
把包放在玄關，換了拖鞋，走進客廳。窗簾沒拉，路燈的光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個模糊的長方形。她坐在沙發上，身體陷進去，化療的疲倦和那通電話的重量一起壓下來。
她把頭靠在沙發背上。
三年前她打那通電話給林志遠的時候，她是真心的。
她真的覺得他是對的人。真的想把事情做好。真的在他說「好，我回來」的那一秒鐘裡，心裡鬆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的她，不是現在這個坐在黑暗裡的她。
那個時候的她不會把誰的名字從任何地方抹掉。
那個時候的她不會把新加坡的名額換成別人。
那個時候的她不會在電話裡用「我安排的」「我交代的」去搶一個不屬於她的東西。
她是什麼時候變成現在這樣的？
她不知道確切的時刻。她只知道那個變化不是一天的事。是一次會議裡對面的人看他不看她，是一份報告上被記住的名字是他的，是一通電話裡長官找的人不是她。每一次都很小，小到可以忽略，小到她可以告訴自己那不算什麼。但那些很小的東西加在一起，一天比一天多一點，像她體內那些不該長的細胞——長得很慢，慢到你不會發現，等你發現的時候，它已經是一個必須用化學藥物去殺的東西了。
她閉上眼睛。
噁心感又上來了。不確定是藥的副作用，還是別的。
她想起得獎消息下來的那天。她最先看見那封郵件。獲獎計畫的督導欄位寫著她的名字。那個獎是掛在她底下的，公文上的名字是她的。但她知道每一個在這個圈子裡的人都知道的事——計畫真正在跑的人是林志遠和曉雯。
感謝詞送出去之前，她可以提醒一句。只要一句。「記得提一下志遠和曉雯。」六個字。
她沒有說。
不是忘了。
是她在那個瞬間做了一個決定。她讓那個名字不出現。她讓那個空缺存在。然後她告訴自己——感謝詞是得獎人自己寫的，她只是沒有提醒，不提醒不等於刻意，不刻意就不算什麼。
這套邏輯在白天轉得很順。
到了深夜，一個人坐在這張沙發上，電視開著沒有聲音，它就轉不動了。
新加坡的事也是一樣。她說「培養新人」，說「讓吳強去學學」，說出來的時候聲音和表情都是對的——一個執行長在做人才培育的決策，合情合理。
但她知道那個「合情合理」底下埋著什麼。
她不能讓林志遠站上那個領獎台。不是因為他不配，是因為他太配了。如果讓他去，台上那個人和台下的她之間的距離，所有人都會看見。
那個距離她承受不了。
所以她選了吳強。吳強英文不好，專業不夠，但吳強不會讓她感到威脅。
她做了這些事。做完之後回到辦公室，批公文，開會，看報告，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她很擅長這個——讓自己看起來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但每一次她這樣做，她就離三年前那個打電話說「志遠，你有沒有興趣回來」的自己更遠一點。每一次都更遠一點。遠到現在她坐在這裡，已經快要看不見那個人了。
今天下午，林志遠在立法院替她的計畫擋了所有的子彈。他不帶資料上場，用腦子裡的東西回答了每一個問題。他甚至在電話裡都不提次長說了什麼——他在護她的臉。
他越這樣，她越難受。
因為他越善意，她就越看見自己不是。
她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什麼都沒有。
化療的藥還在她體內流著，殺死那些不該長的東西。但她體內還有另一種東西在長，長了比那些細胞更久，更深，更難用任何藥去殺。
她怕。
她怕的不是林志遠。
她怕的是有一天所有人都會發現，坐在這個執行長位置上的人，其實從很久以前開始，就只剩下那個位置了。
窗外的路燈閃了一下，暗了一秒，又亮了。
她沒有動。
沙發很深，她的身體陷在裡面，像一個被什麼東西慢慢吞進去的人，還在呼吸，但已經不太掙扎了。
明天還有一整天的會。
下週的進度會議她要主持。
下個月新加坡的頒獎典禮吳強會替她去。
所有的事情都在她的安排裡。都在她的控制裡。
但那個名字——林志遠——像一根刺，扎在她所有安排和控制的正中間。她拔不掉，因為那根刺是她自己插進去的。
是她把他找回來的。
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