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73 戶住戶的託付下，我與余律師展開了與建商的法庭攻防。不久後，建商主動求和，據了解是因為建商董事長另案被判緩刑，評估與我們的訴訟勝算不大。我方提出一千萬元賠償金，建商表示無法一次付清，提議先支付五百萬元，餘款則開立支票，每月兌現二十五萬元。本著「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想法，我們接受了條件，但考驗才正要開始。
首先，由於此案並非以管委會名義提告，雖然官司剛開始時我仍任職主委，但必須公私分明，避免動用公共資源。大家議決由我與兩位委員開設共同帳戶，未來領款需三顆印章同時核准。當初大家一鼓作氣，成功連署了 273 戶，並將收取的現金存入此帳戶。五百萬元入帳後，依照原先決議：賠償金一半捐給社區，另一半由連署戶分配。具備「數學腦」的我為了程序嚴謹，決定先扣除捐給社區的二百五十萬元、律師費，並全數返還每戶預繳的三千元訴訟費後，再進行餘額分配。
分配時，若要提領巨額現金、分裝再由委員逐棟發放，不僅耗時且不科學（當時許多住戶尚未進駐）。這時我的專業派上用場了：我自費買了一台印表機，並向二信銀行領了多本支票（二信還因領取量太大感到驚訝並多番盤問）。我設計了程式，將 273 戶代表人的姓名、金額與日期直接套印在空白支票上，再存放於管理室通知領取；我只需透過刷摺就能一目瞭然帳戶明細。光是首輪發放，每戶就需套印兩張支票：一張是退還三千元，一張是餘款分配。
然而，建商支票僅兌現兩個月便開始跳票。面對催討，建商總以推託延後應付。等到第三次退票，余律師研判為惡性跳票。幸好當時律師有先見之明，要求建商律師在每張支票後背書，因此余律師開始協助我轉而提告建商律師。因為余律師與對方有私交，他不便出庭，僅協助撰寫書狀，這意味著我必須頻繁請假親自出庭。
我的軟體開發工作本就繁重，多次請假後難以負荷，便委託另一位律師代為出庭。沒想到該律師首戰便因不熟悉案情，差點敗給老練的對手；我只好收回委任，再次親自上陣。這場官司拖了好幾年，波折不斷，最終我獲得勝訴。雖然因法律時效，最早跳票的幾張支票無法獲賠，但我們仍拿回大部分賠償。我同樣秉持公心，將半數捐給社區，餘額再次透過支票套印發給連署人。因延宕多年，部分連署人已賣房改電話失聯或往生且無後人，我便決定將發不出的款項全數捐給管委會。
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令我傷腦筋的事。第一屆委員決定全體不連任，尋找接班主委並不容易。後來原本在第一屆初始推薦的人選，透過友人表達願意在第二屆服務社區，我求之不得，並協助他當選，甚至將一整年超過千萬元的財務傳票親自送至他家解釋。
沒想到官司未了，電梯裡竟出現一張管委會署名的公告，指控我私吞了 273 人的訴訟費去買新車，要求住戶集會向我討債。這流言迅速傳遍社區，第一屆委員急忙來找我商量對策。我沉著應戰，請委員幫忙將官司所有的細帳——包含八十多萬元的入帳與所有支票支出的彩色報表，用 A3 大圖貼滿圖書館牆面。集會當天，我讓大家瀏覽並詳盡說明，最後公開詢問：若想退出連署，我可退還三千元，但未來獲賠金將不發給退出連署的住戶。
在那場劍拔弩張的氛圍中，事實勝於雄辯，沒有任何一位居民要求退出，包含那位貼公告的主委。這次經驗讓我深刻體悟：處理公共事務，帳務必須透明如水，否則微小的誤解都可能被放大為惡意的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