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野重任的《米穀經濟論》是一本談日治時期米穀經濟發展的書，也是「米糖相剋」議題最重要的提出者之一。川野重任在《米穀經濟論》的中文版序寫到：
「拙作雖然沒有講到第二次大戰以後的發展過程，但其發展理論的底流，相信在拙作所論述的農業發展中已能看出一貫的體系。換言之，戰後臺灣經濟的基本因素，多數在戰前已於臺灣社會經濟體質中生根，本書就是論述這種發展過程的問題，故本書除對研究有關臺灣之農業發展外，尚可供研究開發中國家農業發展理論參考。」
這就是一種歷史感：那些重覆的將一再發生，起先為悲劇，而後為鬧劇。或那些消失的因素，人類學家田野不到，考古學家挖不到，卻仍然如幽魂一樣影響著今日局面的。這些東西，必須學歷史才得以分析、理解並推論。都是我們為何要探討歷史，因為這些思慮，對於今天進行決策與判斷，仍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
比方說，印尼曾經也發生過米糖相剋，但是在荷蘭政府嚴格管制之下，糖取得絕對優勢，導致人類學家去印尼調查時，則誤以為「印尼米糖共生」。又受到這些人類學調查的影響，因此在國內談米糖相剋的書中，常誤解為「世界上只有臺灣有米糖相剋」。荷蘭對米的嚴格管制可以理解，因為榨取印尼的糖出口，一度佔了荷蘭政府3成的年度財政收入。
另一方面，相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拉丁美洲，在哥斯大黎加，咖啡與香蕉相剋，而咖啡背後的利益團體與「聯合水果公司 」槓上，農民在這相剋中得到不小的利益，是現在經濟學頂尖期刊研究的題材。但是在哥倫比亞，聯合水果公司取得絕對優勢，於是乎農民反抗就演變成「香蕉大屠殺」，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幽憤而演義，作《百年孤寂》。
之於這些大量有關早期外資公司、榨取式制度的研究，都不約而同指向了一個規律，即這些早期的發展，對於今日各國的經濟表現有巨大而持續的影響。為何聯合水果公司在哥倫比亞對農民射機關槍，同一間公司在哥斯大黎加卻幫農民蓋學校跟醫院還加薪？差異在這。
相較之下，有些天朝思維的臺灣學者認為「米糖相剋」只是臺灣左派學者的胡鬧，甚至說任何東西都會相剋，鉛筆跟原子筆也會，言下之意，便是只有臺灣人硬要把米跟糖擺在一起。笑死了，川野重任絕非左派，但他仍在談米糖相剋，如我前面引言，他也明確看到了，臺灣人所經歷的事，具備無比的世界性。
比方說，今日中國的河南許昌是賣假髮出口的重鎮，但在戰前軍閥割據時期，也有外資公司大規模搶地的事件，那間公司便是「中美英菸草公司」，只要讀當時的經濟新聞一定會看到，但你讀課本一定不知道。許多原本種作物的良田被收購改種菸草，外商公司再順著黃河跟長江把煙品配銷給不同農村。
那我們再往下想一層，這些離開租界，深入中國農村的外資公司，就是中國的聯合水果公司了。長遠來說，這對中國的發展帶來什麼影響？短期來說，這對國民政府1949年的崩潰有沒有影響？我們不知道，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何要學歷史，因而只有培養「歷史感」，我們才能理解這些問題。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