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出版後的第三個月，陳衍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電子郵件，不是簡訊，而是真正的、貼郵票、蓋郵戳的手寫信。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地址用藍色原子筆寫成，字跡工整但略顯稚嫩，像是一個很久沒有寫信的人刻意放慢了速度。寄件人欄寫著一個名字：周政。
陳衍看到這個姓氏的時候，心跳漏了一拍。他拆開信封，裡面是一張折了兩折的信紙，紙張很普通，是那種文具店賣的廉價信紙，邊緣有淡淡的藍色橫線。
「陳衍先生您好：
我是周德茂的兒子，周政。我今年三十五歲，在台南的電機公司上班。前幾天，一位朋友推薦我讀了您的《鏡像流域》。我讀到第三章的時候，開始覺得不對勁。書中那位『老周』——在地下街當清潔工、守著一面鏡子的老人——他的故事，跟我父親一模一樣。
我父親在我二十歲那年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我母親說他去了台北，說他在地下街當清潔工，說他『被一面鏡子迷住了』。我曾經去找過他，但沒有找到。後來我放棄了。我恨他，恨他丟下我和母親。
讀了您的書之後，我才知道他在那裡做了什麼。我才知道他不是拋棄我們，而是——他被自己的遺憾困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我現在的感覺。很複雜。有恨，有心疼，有後悔。後悔沒有再去找他一次。
謝謝您寫下這個故事。謝謝您讓我父親在最後的時刻，不是一個人。
如果您方便的話，我想跟您見一面。我想聽您說說，他走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周政」
陳衍拿著信紙的手微微發抖。他想起老周牆上的那些照片，那些便條紙上寫著的「阿政」。老周的兒子。那個他提過但從來沒有詳細說過的孩子。他以為老周沒有家人，原來他有。只是一個找不到，一個不敢找。
他把信拿給林靜看。林靜讀完之後，沉默了很久。
「你要見他嗎？」她問。
「要。」陳衍說。「我必須見他。」
＊＊＊
他們約在台北車站二樓的微風美食廣場。陳衍選了一個靠窗的角落位置，可以看見樓下熙熙攘攘的大廳。週六中午，車站人很多，拖著行李箱的旅客、揹著背包的學生、牽著小孩的父母。陳衍提早了半個小時到，點了一杯咖啡，坐著等。
他沒有見過周政，但他有一種直覺，知道該怎麼認出他。十一點五十八分，一個穿著深灰色夾克的男人走進了美食廣場。他大約三十五歲，中等身材，臉型方正，眉眼之間有幾分老周的影子——尤其是那雙眼睛，不大，但很深，像藏了很多話沒有說。
男人在入口處張望了一下，看見陳衍舉起手，便走了過來。
「陳先生？」他的聲音比陳衍預想的低沉，帶著一點南部的口音。
「周政？請坐。」
周政在他對面坐下，把一個舊舊的後背包放在腳邊。他的動作很慢，像是每一秒都在猶豫要不要起身離開。陳衍叫了一杯咖啡給他，他接過去，沒有喝，只是用雙手捧著杯子，像在取暖。
「謝謝你願意見我。」周政說。
「謝謝你寫那封信。」陳衍說。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兒。美食廣場的噪音很大——餐具碰撞的聲音、小孩的哭鬧聲、廣播的呼叫聲——但在他們之間，那片沉默像一堵牆，厚得推不開。
「我父親——」周政先開口了，聲音有些沙啞，「他走的時候，有說什麼嗎？」
陳衍想了想。他記得老周最後說的每一句話，但他在猶豫該說哪些。最後他決定說實話。
「他說：『終於可以休息了。』」
周政的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什麼，但沒有說出來。他把咖啡杯放在桌上，低下頭，雙手交握在膝蓋上。他的肩膀開始微微顫抖，但沒有發出聲音。
陳衍沒有說話。他給周政時間。
過了大概兩分鐘，周政抬起頭，眼眶紅紅的，但沒有哭。他的表情很複雜——像是悲傷，又像是釋然。
「我小的時候，他很疼我。」周政說，聲音斷斷續續的。「他會彈吉他給我聽，會帶我去公園餵鴿子，會在我生日的時候親手做卡片給我。我記得有一次我發高燒，他整夜沒睡，一直用濕毛巾幫我擦身體。我媽說，他那時候很緊張，緊張到手在發抖。」
他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氣。
「後來他變了。他開始常常不見人影，回來的時候眼神空洞，像在看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媽說他『生病了』，但我知道不是生病。他是在逃避。他在逃避我們。」
「他不是在逃避你們。」陳衍說，語氣很輕但很堅定。「他是在逃避自己。他對自己有太多遺憾，太多後悔，多到他不知道怎麼面對家人。他以為離開是保護你們。」
周政看著他，眼神裡有一種孩子般的困惑。「保護我們？他走了，我媽一個人養我，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去餐廳洗碗。她累到胃出血住院兩次。這樣叫保護？」
陳衍沒有反駁。他不知道該怎麼反駁。老周確實做錯了——他以為離開是贖罪，但其實只是把痛苦轉嫁給了家人。這是他的遺憾，也是他永遠無法彌補的錯誤。
「我不替他辯解。」陳衍說。「我只是告訴你，他走的時候，最後一句話是『終於可以休息了』。他在那面鏡子前面守了二十三年，每天都在擦它、看著它、等著有人來結束它。他用生命關上了那面鏡子。我不知道這能不能彌補他對你們的虧欠——也許永遠不能。但我想讓你知道，他沒有忘記你們。」
陳衍從背包裡拿出一個牛皮紙袋，放在桌上，推向周政。
「這是他家裡牆上的照片。我整理的時候留下來的。我覺得你應該有權利看到。」
周政打開牛皮紙袋，抽出那一疊照片。第一張是結婚照——年輕的老周穿著白色西裝，旁邊的女人穿著白色洋裝，兩個人笑得很燦爛。周政的手指停在那張照片上，輕輕撫摸著母親的臉。
「這是我媽。」他說，聲音終於碎了。「她去年走了。癌症。她到最後都在等他回來。」
他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那種戲劇化的嚎啕大哭，而是安靜的、壓抑的、像水龍頭沒關緊一樣的滴答聲。眼淚一顆一顆地掉在照片上，掉在母親的臉上。陳衍把紙巾遞給他，他接過去，沒有擦眼淚，而是把照片緊緊地握在胸前。
陳衍轉頭看向窗外。台北車站的大廳裡，人來人往。一個母親牽著小孩走過，小孩手裡拿著一個氣球，氣球是紅色的，在灰色的人群中格外顯眼。他想，老周如果還在，看到這一幕，不知道會說什麼。
他們在美食廣場坐了一個多小時。周政把每一張照片都看過了，把每一張便條紙上的字都讀過了。他讀得很慢，有時候會在某張照片前停很久，像是在跟照片裡的人對話。最後他把照片收進牛皮紙袋，小心地放進背包裡。
「謝謝你。」他對陳衍說。「謝謝你讓我看到這些。」
「你不用謝我。」陳衍說。「這本來就應該是你的。」
周政站起身，背起背包。他走到桌子旁邊，停了一下，然後轉過身來。
「陳先生，」他說，「那面鏡子……現在還在嗎？」
陳衍點頭。「還在。但它現在只是一面普通的鏡子。」
「我可以去看看嗎？」
陳衍猶豫了一下。他想起老周最後的模樣，想起那面鏡子的灰霧，想起它還在呼吸。他不確定讓周政去看那面鏡子是對還是錯。但他沒有權利阻止一個兒子去看父親守了二十三年的東西。
「我帶你去。」他說。
＊＊＊
他們走下樓梯，穿過長長的通道，來到地下街的那塊方形廣場。
鏡子在那裡。灰濛濛的鏡面，磨損的邊框，像一面被遺忘的舊鏡。日光燈在頭頂嗡嗡作響，空氣中沒有臭氧的味道——至少陳衍聞不到。也許鏡子今天沒有在呼吸，也許它感應到了老周的兒子的到來，選擇了沉默。
周政站在鏡子前面，看著鏡中自己的倒影。灰霧讓倒影變得模糊不清，但輪廓還在——一個中年男人，穿著深灰色夾克，揹著後背包，眼神疲憊而悲傷。
「就是這面鏡子。」他說，不是問句，是陳述句。
「就是它。」陳衍說。
周政伸出手，指尖懸在鏡面前方，沒有觸碰。他維持這個姿勢很久，久到陳衍以為他會就這麼站一輩子。
然後他收回手，轉頭看著陳衍。
「我不碰它。」他說。「我恨它。但我父親用命關上它，我不會再把它打開。」
他轉身走向通道，腳步很快，像在逃離什麼。陳衍跟在後面，兩個人的腳步聲在地下街的空氣中迴盪。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周政忽然停了下來。
「陳先生，」他說，沒有回頭，「我父親……他有沒有提過我？」
陳衍想起老周牆上的那些便條紙——「1991.5.7 阿政出生」、「1993.8.14 阿政一歲半，會叫媽媽了」、「2001.9.1 阿政上小學」。他想起老人坐在那間小公寓裡，一張一張地寫下那些字，寫下他記得的每一個關於兒子的細節，因為他知道自己隨時可能會忘記。
「他每一張照片旁邊都有你的名字。」陳衍說。「從你出生到你二十歲。他記得的每一件事，都寫下來了。」
周政的肩膀劇烈地顫抖了一下。他沒有回頭，也沒有說話，只是站了幾秒鐘，然後大步走上樓梯，消失在人群中。
陳衍站在樓梯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他想起老周最後的那個微笑——那個平靜的、釋然的、像終於放下了什麼的微笑。他希望老周在天上能看到這一幕。他的兒子來了。他的兒子沒有碰那面鏡子。他的兒子帶著他的照片離開了。
也許這樣就夠了。
＊＊＊
那天晚上，陳衍回到舊書店，把自己關在客房裡。
他坐在書桌前，打開素描本，翻到新的一頁。他要畫一張畫——不是林靜，不是父親，不是老周，而是周政。那個三十五歲的男人，站在鏡子前面，伸出手卻沒有觸碰的瞬間。那個背影，那件深灰色夾克，那個微微顫抖的肩膀。
他畫得很慢。每一筆都在回憶那個畫面——周政的站姿、他手指懸在鏡面前的距離、他轉頭時眼神裡那種複雜的情緒。畫到一半的時候，他停了下來，看著紙上的線條。
他發現自己畫的不是周政。他畫的是每一個站在鏡子前面的人——那些被遺憾困住的人，那些想要觸碰另一個自己的人，那些在最後一刻選擇收回手的人。
他在畫的角落寫下一行字：「不是每個人都會進去。但每個人都曾經站在那裡。」
畫完之後，他把素描本放在桌上，走到窗邊。窗外的台北夜景很安靜，燈光像碎鑽一樣散落在黑暗中。他想起第一次走進鏡中世界的那個晚上，想起那個微笑的畫家陳衍，想起那間明亮的畫室，想起那句「我等了你很久」。
那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其實只過了不到一年。
一年。他從一個每天加班、喝難喝的咖啡、把生活過成一條固定航道的工程師，變成了一個會畫畫、會寫作、會在下班後去舊書店陪喜歡的人看書的——還是工程師。他的工作沒有變，他的住處沒有變，他的薪水沒有變。變的是他看這一切的方式。
他不再覺得自己的人生是一條錯誤的路了。
樓下傳來林靜的聲音：「陳衍，吃飯了。」
他應了一聲，走下樓梯。餐桌上擺著兩碗飯、一盤紅燒肉、一盤炒青菜、一碗蛋花湯。林靜已經坐好了，正在等他。他在她對面坐下，拿起筷子。
「今天還好嗎？」林靜問。
「還好。」他說。「周政沒有碰鏡子。」
林靜點點頭，沒有多問。她夾了一塊紅燒肉放進他的碗裡，然後自己開始吃飯。陳衍看著她吃飯的樣子——她吃東西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品嚐食物的每一個層次。他忽然覺得，就這樣看著一個人吃飯，也是一種幸福。
吃完飯後，他們一起洗碗。陳衍負責洗，林靜負責擦乾。水龍頭的聲音很大，嘩啦嘩啦的，但他們不需要說話。偶爾林靜會把擦乾的碗舉起來，對著燈光檢查有沒有水漬，那個動作很認真，認真到有點好笑。
洗好碗之後，他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各自看書。陳衍在看一本關於都市傳說的文化研究，林靜在看一本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書店的燈光很暖，沙發很軟，窗外的風聲很大。偶爾翻頁的聲音像某種節奏器，規律而安心。
陳衍忽然闔上書，轉頭看著林靜。
「林靜。」
「嗯？」她沒有抬頭。
「我決定把那面鏡子畫下來。」
「你不是已經畫過了？」
「不一樣。」陳衍說。「我要畫的不是鏡子本身，而是它代表的東西。遺憾。選擇。未竟的路。我要畫一幅很大的畫，大到每一個站在它前面的人都會看見自己。」
林靜終於抬起頭，放下書，看著他。
「你要畫在哪裡？」
「地下街。」陳衍說。「那面鏡子的旁邊。我要畫一幅壁畫，跟那面鏡子面對面。這樣當有人站在鏡子前面、看見另一個自己的時候，他轉頭就會看見那幅畫。畫裡沒有另一個世界，只有這個世界——這個不完美的、有遺憾的、但真實的世界。」
林靜沉默了很久。她的眼神從驚訝慢慢變成理解，再從理解變成一種溫柔的、近乎崇拜的光。
「你瘋了。」她說，但語氣裡沒有一絲否定。
「可能是。」陳衍笑了。「但我想試試。」
＊＊＊
申請壁畫的過程比陳衍預想的複雜。
地下街的管理單位是台北捷運公司，要在一面公共牆面上畫壁畫需要經過審查、核准、簽約，還要自備材料和保險。陳衍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寫企劃書、畫設計圖、跑流程。林靜幫他整理了所有文件，還動用了她在大學時期的人脈，找到了一位願意免費提供空間設計建議的學長。
審查會議那天，陳衍穿著西裝——他唯一的一套西裝，還是當年面試現在這份工作時買的——走進捷運公司的會議室。會議桌對面坐著五個人：企劃處的處長、法律顧問、空間設計師、以及兩位不知道什麼來頭但表情很嚴肅的官員。
陳衍把設計圖投影在螢幕上，開始說明。
「這幅壁畫的主題是『流域』。」他說，指著畫面中央的一條河流。「河流代表時間。從上游到下游，從過去到未來。河流兩岸是不同的選擇——工作、家庭、夢想、愛情。每一個選擇都是一條支流，匯入同一條大河。」
他按了一下遙控器，切換到下一張圖。
「壁畫的右側，我會畫一面鏡子。不是真正的鏡子，而是一個鏡框，鏡框中間留白。因為站在這幅畫前面的人，會在留白處看見自己的倒影。他們會發現——他們自己，就是這幅畫的一部分。」
會議室裡安靜了幾秒。然後企劃處處長開口了：「陳先生，你的提案很有創意。但我想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地下街？為什麼是這裡？」
陳衍深吸一口氣。
「因為地下街有一面鏡子。」他說，語氣平靜。「一面很老的鏡子。很多人經過它，但很少有人真正看見它。我希望我的畫可以跟那面鏡子對話——不是競爭，不是對抗，而是對話。鏡子讓人看見『如果當年』，我的畫讓人看見『當下』。兩者都是真實的，但『當下』才是我們真正擁有的。」
會議室又安靜了幾秒。然後那位一直沒有說話的空間設計師舉起手，輕輕鼓掌。不是那種禮貌性的、社交性的鼓掌，而是真正的、被感動之後的自然反應。掌聲只有三下，但在安靜的會議室裡顯得格外清晰。
「我贊成。」設計師說。
其他人交換了眼神。企劃處處長點了點頭。法律顧問說「合約部分需要再討論」。兩位官員沒有表示反對。陳衍走出會議室的時候，手心全是汗，但嘴角忍不住上揚。
他拿出手機，打給林靜。
「通過了。」
電話那頭傳來林靜的歡呼聲——不是很大聲，但她從來不會歡呼，所以那聲音聽起來格外珍貴。
＊＊＊
壁畫動工是在春天。
陳衍跟公司請了兩個月的留職停薪。主管問他為什麼，他說「我要去畫一幅畫」。主管愣了一下，然後笑了，說「去吧」。他不知道主管為什麼這麼爽快就答應了，也許是因為他這半年來的表現真的變好了，也許是因為主管自己也曾經有過一個沒能實現的夢想。
他每天早上去地下街，晚上回舊書店。壁畫很大，寬六公尺，高三公尺，佔據了鏡子對面的整面牆。他先用鉛筆打底稿，然後一層一層地上壓克力顏料。地下街的空調很冷，顏料乾得很慢，他常常要在同一個區域等很久才能上第二層。
林靜下班後會來看他。有時帶著咖啡，有時帶著晚餐，有時只是靜靜地坐在旁邊的石椅上，看他一筆一筆地畫。她從來不打擾他，但她的存在像一個錨，讓他不至於在創作的海洋中漂得太遠。
偶爾會有路人停下來看。有人問他在畫什麼，他說「台北」。有人問他是不是畫家，他說「我不是，我只是想畫」。有人問他這幅畫要賣多少錢，他笑了，說「不賣，這是送給地下街的」。
畫到河流的中游時，他畫了一個小男孩。小男孩站在河邊，手裡拿著一張圖畫紙，紙上畫著一隻很醜的狗。那是他自己——五歲的陳衍，還沒有學會後悔的陳衍。他畫這一部分的時候，手沒有抖，但眼眶濕濕的。
畫到河流的下游時，他畫了一個老人。老人坐在河邊的石頭上，手裡拿著一把吉他，閉著眼睛，像是在彈一首只有他自己聽得見的歌。那是老周——年輕時候的老周，還沒有被鏡子困住的老周。他畫這一部分的時候，林靜剛好來送晚餐。她看到老周的畫像，沒有說話，只是把晚餐放在旁邊，靜靜地站了很久。
畫到鏡框的留白處時，他停了下來。留白處是整幅畫的核心——一個空白的、等待被填補的形狀。他不知道誰會站在這裡，不知道他們會在自己的倒影中看見什麼。但他希望，當他們看見的時候，不會再急著轉身逃開。
兩個月後，壁畫完成了。
沒有開幕式，沒有剪綵，沒有媒體報導。只是某一天，陳衍畫完最後一筆，退後幾步，看著整面牆。河流從左到右，從上游到下游，從過去到未來。兩岸有城市、有田野、有大海、有天空。有小孩、有老人、有畫家、有工程師、有父親、有母親、有那些還沒來得及長大就離開的人。
鏡框的留白處，映出對面那面古鏡的倒影。兩個鏡像面對面，一個是古老的、會呼吸的、連接著平行世界的鏡子；一個是新的、沉默的、只映出這個世界的鏡子。
陳衍站在兩面鏡子中間，感覺自己像是站在兩個時代的交界處。一個是遺憾的時代，一個是接納的時代。他不知道自己畫的是哪一個，但他知道，從今以後，每一個經過這裡的人，都會同時看見兩面鏡子。
他們會選擇看哪一面？
他不知道。
但他相信，只要有選擇，就有人會選對的那一面。
＊＊＊
壁畫完成的當天晚上，台北下了一場大雨。
陳衍和林靜站在地下街的入口，看著雨從天空傾倒下來。雨水打在柏油路面上，濺起白色的水花。空氣中充滿了雨水的味道——乾淨的、清新的、洗滌一切的味道。
「你做到了。」林靜說。
「我們做到了。」陳衍說。
林靜轉頭看著他，雨水反射的路燈光在她的圓框眼鏡上跳動。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很溫暖，即使在這樣的大雨中，也沒有一絲涼意。
「陳衍。」
「嗯。」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你選了美術系，你現在會在哪裡？」
陳衍想了想。他想起畫家陳衍的畫室，想起那扇落地窗，想起那幅未完成的城市風景。他想起畫家陳衍對他說的話：「我們都以為另一條路會更好。但更好的路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不同的路。」
「我會在另一個地方。」他說。「但我不會在這裡。不會跟你一起站在這裡。」
林靜笑了。那個笑容很淡，很真，像雨後的陽光。
「那我很高興你選了土木系。」
陳衍也笑了。他沒有說「我也是」。因為他不確定——他仍然不確定土木系是不是「對的選擇」。但他確定一件事：他不後悔了。不是因為這個選擇帶他走到了這裡，而是因為他終於明白，後悔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你只能往前走，只能把腳下的路走成對的路。
雨越下越大。他們站在騎樓下，看著台北被雨水洗刷成一個嶄新的城市。街燈、車燈、霓虹燈，所有的光都在雨水中暈開，變成一片模糊的、流動的光河。
陳衍想起老周說的話：「與其花時間去追那些已經失去的東西，不如花時間去珍惜你還擁有的東西。」
他低頭看著林靜的手，那隻握著他的手。他決定，從這一刻開始，不再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