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電梯裡跪了多久，我不記得了。
我是聽到方姐的腳步聲才醒過來的。
電梯門我沒關，一直開著。一樓大廳的光從電梯門外照進來，方姐的皮鞋踩在磁磚上發出清脆的聲音——喀、喀、喀。她站在電梯門口，看了我兩秒，然後伸手按住電梯門不讓它關上。
「你下得來嗎？」她說。
我點頭。
但我沒有站起來。我的膝蓋還軟著，像是有人把骨頭跟肉之間的那層潤滑液抽掉了。
方姐蹲下來，把手伸到我腋下。一個瘦瘦的、大概三十幾歲的女人，但她的力氣比我想像得大。她把我整個人拖起來，拖出電梯，讓我靠著大廳牆壁坐下。
「他走了嗎？」我的嘴唇發抖。
「走了。搭了計程車離開。我看他上車的。」她遞給我一瓶剛買的溫牛奶，「喝一口，你臉色跟你老師離開的時候一樣白。」
我接過那瓶牛奶，但我的手抖到打不開瓶蓋。方姐把瓶蓋轉開，塞回我手裡。
「你聽到了嗎？」我說。
方姐看著我。
「我聽過三次了。」她說，「每個禮拜都聽一次。你以為這種事我第一次聽到嗎？」
我抬頭。
「那你為什麼不報警？」
她嘆了一口氣。那口氣長得像她已經嘆了一整年。
「我要怎麼報警？我要跟警察說『有一個理化老師每個禮拜來跟我們病人講一個冷凍庫的故事，把他講到天天用指甲抓胸口』嗎？我連他說的那個冷凍庫在哪裡都不知道。我只是照顧躺在六樓的那個人。我的工作是不讓他死。」
她看著我。
「你老師聰明。他每次來都只是『跟老同事敘舊』。他講的話我們護理站的監聽器錄不到——他靠得很近、聲音很低。我上禮拜跟院長反映，院長只說：『那是家屬同意的探視，你管那麼多做什麼。』」
她又嘆了一口氣。
「我們醫院不是警察局。我們沒辦法幫你們。」
我點點頭。
然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問：「我的班導師……他還在上面嗎？」
方姐的臉色變了。
「他剛剛——」她看著走廊方向，「我上來之前聽到護士站在喊『8 號床！8 號床！』」
她猛地站起來，手機已經在撥號。
「你爬得上去嗎？」
「爬得上。」
——
我們衝進六樓走廊。
護士站已經沒有人了——所有值班的人都往 8 號病房衝。那扇我剛才偷聽的門大開著，地板上有被推倒的點滴架、掉在地上的脈搏儀、還有一個破掉的塑膠碗——是病患餐的那種，裡面應該裝過稀飯。稀飯灑在地板上，黏在一個護士的鞋底。
但班導不在病房裡。
「吳老師在哪——」方姐對一個剛跑出來的護士喊。
「他推開我們衝出去了！他往消防梯的方向——」
消防梯的方向是頂樓。
方姐看著我。
「上去。」她說，「我去通知警衛，叫他把一樓大門關起來，不要讓他衝下樓。」
她往樓梯間另一個方向跑。我往消防梯跑。
——
療養院的消防梯是那種老舊的鐵製樓梯，踩上去會發出「鏘、鏘、鏘」的回音。我一階兩階地衝上去。六樓到頂樓，空氣越來越冷。
推開頂樓的鐵門的時候，我先聞到的是雨水泡過的水泥味。
天還沒全暗，但光線已經低了。宜蘭那一帶的山從療養院頂樓看過去是一整片深綠。風很大，把我頭髮吹到眼睛裡。
班導站在頂樓的外牆邊。
他穿著病房的米白色病服，沒有穿鞋。他的腳趾在水泥地上因為冷而蜷曲。他背對著我，面向山那邊。
「班導——」我喊。
他沒有回頭。
「班導，我是阿啾。我們班的阿啾。我以前段考第一名，你罵過我上課睡覺——你記得嗎？」
他還是沒有回頭。
但他說話了。
他的聲音低，沙沙的，像是那個聲音已經很久沒用了。
「阿啾，你是在門外聽到的。對吧。」
我的心臟停了一拍。
「……是。」
「那你都知道了。」
風。他的病服下擺飄起來。
「我兒子，」他說，「十歲的時候從英國寫信跟我說他睡不著。」
我沒有說話。
「他信裡說他晚上會做惡夢。他夢到一間很黑的、有很多白色鐵架的房間。他說他一進那個房間就開始發抖。他叫我每天晚上打電話給他，他要聽到我的聲音才敢睡。」
「我以為是鄉愁。我以為是適應問題。我那幾年每個禮拜打電話過去兩次。」
「他十四歲的時候，信就停了。我那時候覺得是他長大了、獨立了、不需要爸爸了。」
他終於轉過頭。
他的臉上沒有淚。他只是看起來比一個小時前老了十年。
「阿啾，」他說，「那不是鄉愁。那是**冷凍庫**。他一直夢到那個冷凍庫。他夢到那些鐵架。他夢到自己應該去開門但沒有開。」
「我那時候不懂。**我應該要懂**。他是那種連被蚊子咬都會跟我講的孩子。他後來不講了——我那時候就應該要懂了。」
他的手指壓進自己的太陽穴。
「你理化老師說我是『父債子償的反面』——**子債父還**。其實不是。」
「是**我欠**。」
「**我不問**——就是**我欠**。」
風又吹過一次。
「阿啾，」班導說，「**我兒子五歲的時候也夢過那間黑房間。我以為那是他亂講。我現在才知道——小孩真的會提前夢見他們以後要進的地方。**」
「你回家以後，你問你爸媽。你問他們你五歲、六歲、七歲那幾年有沒有什麼你不記得的事。你朋友裡任何一個不尋常安靜的那個——**回家問**。」
「不要像我一樣。」
他轉回身。他往欄杆外邁出一步。
「**我代他還**。」
——
後來我每次閉上眼睛，都會聽到同一個聲音。
那不是班導摔在四樓露台的聲音——那個聲音其實被風蓋掉了，只有一聲悶悶的「砰」，像有人從很高的地方摔了一個裝著濕毛巾的水桶。
我記得的是另一個聲音。
班導往外跨出去的那個瞬間——他的重心離開頂樓水泥的那一秒——
我聽到了那種**「嘎——嘰——、嘎——嘰——」**的聲音。
就是那間飯店電梯的聲音。
就是阿強按下按鈕那天早上的聲音。
那個聲音從療養院頂樓的水泥縫隙裡滲出來，短短兩秒，然後就消失了。
我那時候以為是我的耳鳴。
二十年後我才懂——那不是耳鳴。那是這個系統在告訴我：**我們都是同一台電梯裡的人。**
——
班導沒有死。
他掉到四樓的露台上。那是療養院本來為了住民復健擺了幾張長椅的露天小陽台。他沒有摔到水泥地上——他摔到一張已經生鏽、沒人在用的鐵長椅上。鐵椅被他砸斷、鐵管刺進他的背、但那剛好擋住了他直接摔地的衝擊。
骨頭全碎了。脊椎、肋骨、大腿骨、髖骨。但他的心臟還在跳。
醫護人員十五分鐘之內把他抬進急診。三個小時的手術之後，主治醫師站在手術室外面，對著我跟方姐跟趕來的家屬說：
「他活下來了。」
家屬爆哭。
「但是——」醫師說，「腦部缺氧時間比較長，加上頸椎損傷，短期內他應該不會醒過來。可能……會是比較長期的植物人狀態。我們要先觀察三個月。」
家屬的臉色從剛才的「感激老天」變成那種看不懂的空白。我認識那種表情——那是「原來活著比死了還慘」的那種表情。
——
警察來了兩個。他們問了幾個很制式的問題——「他有沒有精神病史？」「有沒有服用什麼藥物？」「最近情緒狀況如何？」
方姐照實回答。她說班導精神狀況這一個月持續惡化，今天下午有老同事來探望，探望完之後他突然衝出病房、跑上頂樓。
警察點頭記下來。
「理化老師？」其中一個警察問，「我們等等打電話請他來做個筆錄。」
方姐看了我一眼。
我沒有說話。
我那時候十五歲。我知道說出「這個理化老師是整件事的主謀，他用他死去兒子的故事來逼我同事的爸發瘋」這種話——警察會當我有精神問題，然後通知我媽，然後我媽可能會把我也送進這種地方。
我什麼都沒說。
我只是點點頭。
警察走了之後方姐對我說：「你做對了。你那個老師筆錄做一做就會被放走。他什麼都沒做——他是去『探望老同事』的。我們沒有錄音，醫院沒有監視器照到病房裡面。」
她停了一下。
「這種人，警察抓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