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在急診室外面坐到天快黑。班導的太太一直搖著頭、對自己說「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他們成年的女兒——我那天才知道班導還有一個在台北當會計師的女兒——跟醫師討論接下來的療養安排。
「宜蘭這邊的療養院我們覺得……」那個女兒說，「太遠了。我們都住嘉義。每個禮拜來探望太累。我們想……是不是辦轉院。」
醫師點頭。「三個月觀察期過了之後就可以辦。我們這邊可以幫你們對接南部幾間比較合適的長照機構。」
我站在走廊角落聽到這段對話。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個轉院的決定，會把班導送進一間二十年後我女朋友上班的療養院。
2014 年的某個下午。我那時候已經出社會，搭高鐵去嘉義，站在護理站前面問：「請問有沒有一位從宜蘭轉院過來的植物人老先生，我以前是他的學生。」
那天接待我的護士說：「我們沒有這個人。」
我那時候以為家屬封鎖了名字。後來才知道——班導家屬確實請院方對任何外人都不透露訊息。他們怕那個「老同事」再追過來。
二十年後我女朋友會每個禮拜五天值班，經過那間病房，看著那個病人的心電圖。她不知道那是誰。
沒有人告訴她。我也沒有。
——
那天晚上我在療養院一樓大廳坐著，等最後一班火車回台北。
方姐過來陪我坐。她沒有換掉她的藍色外套，我猜她今天不能下班了——她要輪夜班看著班導。
「阿啾。」她說。
「嗯。」
「我有件事要給你。」
她從她制服內袋裡拿出一張折了三折的小紙條。
「這個是吳老師女兒剛才給我的。她說她不知道該交給誰——她沒有勇氣自己留著。」
她把紙條放在我手裡。
我打開。
上面是一個英國的電話號碼。區碼 +44。
號碼下面用女生的字跡寫著四個字：
**「我弟。倫敦。」**
「吳老師以前隨身帶著的。」方姐說，「他皮夾裡面的那張信用卡刷卡小紙條的背面寫的。家屬整理皮夾的時候找到的。」
我盯著那串數字看。
「他……他會接嗎？」
方姐搖頭。
「他媽媽剛才跟我說，這個號碼他這輩子都不會接。」
方姐停了一下。
「但她還是把它留下來了。」
我看著那串 +44 開頭的數字。我不認識那個人。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班導從來沒提過他兒子叫什麼。我只知道他十二歲被送去英國、十五歲還在換學校、二十年後會在倫敦有老婆有女兒。
我把那張紙條折回去，收進我的錢包最裡層。
我沒有撥。
那一年我十五歲。我不敢撥。
後來的很多年我也不敢撥。
我存進手機通訊錄的時候，聯絡人的名字欄我只敢寫一個字母——**W**。
那是班導的姓氏——吳——的羅馬拼音開頭。但我不敢把完整的姓寫出來。我怕哪天我手機被誰借去用，看到一個陌生的英國號碼叫「吳某某」，會被問起那是誰、我要怎麼解釋。
一個字母。像是我替他的兒子保留了一個最小的、誰都不會看見的位置。
反正我沒有打過那個號碼。
我也沒有改過那個字母。
二十年了。
——
「阿啾，」方姐在我收起紙條之後說，「你回去之後，好好睡覺。」
「好。」
「還有——」她猶豫了一下，「我今天看到你老師的眼睛。他看過你之後那兩秒的眼神。我不確定。但我覺得他是故意的。他希望你聽到那些話。」
「嗯。」我說，「我也這樣覺得。」
「你要小心。」她說，「他選擇你，就代表他認為你能把那些話帶到某個地方。你不要成為他的郵差。」
我那時候沒有回答。
後來我很多年才想明白——**我已經是郵差了**。
阿強、阿堅、小沃、阿德、阿成——他們每一個人死的時候，老師都有在場。他每一次都讓我看到那個過程。他讓我把每一個死亡帶在身上。
我不是倖存者。我是**記事本**。
那副牌需要一個記住所有事的人，而且是被收到最後一張的人。這樣他要說的那段恨意才能被完整地封存。
我是他的檔案櫃。
——
我在半夜一點左右到台北車站。捷運已經停了。我搭計程車回家。
我媽站在玄關等我。
她看了我一眼，什麼都沒問。她把一碗熱的紅豆湯端到桌上，推到我面前。
「吃。」她說。
我吃了兩口。
「媽，」我聽見我自己說，「我有一件事想問你。」
她看著我。
「我五歲、六歲、七歲那幾年，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我不記得的？」
我媽的眼睛在那個瞬間抖了一下。
然後她別過頭，把桌上沒用到的碗筷收起來。
「吃完早點睡。」她說，「明天還要上學。」
她沒有回答我。
我那時候以為她只是不想提。二十年後我才懂——她其實是**不能提**。她那一秒的「抖」，是她自己的靈感體質在對她大喊「**不要告訴他**」。她在保護我。
或者說——她以為她在保護我。
——
**——**
**——**
我把紀念冊翻到班導那一頁。
班導年輕時候站在我們班的畢業合照中間，穿西裝，笑得有點僵硬。我的手指不自覺地摸了摸那張照片的邊緣。照片的紙已經有點黃了。
「這是你以前的老師喔？」
小雅端著一杯熱檸檬走過來。她剛下中南部那間療養院的夜班，早上搭高鐵上來。她眼睛還是腫的。
我點頭。
她湊過來看了一眼。手機螢幕的光打在她臉上。她頭髮還沒吹，指甲縫裡還殘留著那種消毒水的氣味。
「奇怪。」她說。
「怎麼了？」
「**我們安養院有個植物人，年紀差不多六十多歲，臉跟他有八成像。**」她皺眉，「但是不可能啦，這張照片至少二十年前。我看錯了。」
她端著熱檸檬走回沙發。
我盯著班導的照片。
班導是植物人，住進療養院二十年。
小雅每個禮拜上五天班，照顧的就是他那一層樓——她剛才說的「我們安養院」那個六樓。
她從來不知道。
我也不能告訴她。
我從口袋裡把那張黑桃 A 拿出來。
它今天是冷的。
但當我的手指碰到班導照片的邊緣——那個我媽二十年前把相簿遞給我、讓我帶回家收藏的那一頁——
A 又開始**微微發燙**。
像它在確認我還在。
像它在告訴我：**你也是記事本。你還有很多要替我記住。**
我把 A 塞回口袋。
我走到客廳。小雅已經在沙發上睡著了，熱檸檬放在她手邊，還在冒煙。她的眼睛還是紅的，頭微微歪向右邊，像一個累壞了的孩子。
我把毯子蓋在她身上。
我俯身的時候，我在她耳邊很輕很輕地說了一句——
「對不起。」
她沒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