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對歐洲各城市的衝擊---致死率數據（Jedwab et al. 2022)
1347年10月，來自克里米亞卡法港(Kaffa)的船隻抵達西西里，船上載著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緊接著在下來的五年間，黑死病奪走了歐洲約40%的人口，成為歐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衝擊。黑死病一直都是治歐洲史的一大題目，本文整理自Jedwab, Johnson, and Koyama 於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2年的文章，〈黑死病的經濟衝擊〉，來談黑死病經濟史研究的前沿。
這場災難之所以對研究者格外具有啟發性，在於它是一種相當「純粹」的外生人口衝擊：它大規模地奪走人命，卻完整保留了建築與農地，而且各地的死亡率差異極大，且與城市的財富或貿易程度幾乎無關。這種隨機性為現代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自然實驗的環境。在該文的圖一（見附圖），我們可以看到黑死病是一種極高致死率的鼠疫，許多城市的死亡率高達75-100%，基本上是團滅，而有些歷史學家估計，這波鼠疫大概有五千萬人（甚至有人估到近億）死亡。
根據歷代史家考證，這場疾病是偶然地經由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傳入歐洲，而當時墨城在歐洲僅是排名第55大的城市。義大利、英格蘭、法國、西班牙與斯堪地那維亞受害最深，死亡率約為50%至55%，而低地國家、中歐與葡萄牙，則分別損失了20%至35%的人口。最為特殊的是，即便是相鄰的兩座城市也可能呈現顯著差異：特倫托(Trento)約有80%的居民死亡，而鄰近的維洛那(Verona)死亡率則約為45%。與一般認知相反，根據人口史料來看，城市與鄉村的死亡率其實相近。
疫情過後的立即影響，則是一片混亂。農作物腐爛，營造工程停擺，歐洲多個城市也經歷了物價飆漲。在最初幾年，通貨膨脹超過工資成長的速度，實質工資反而下跌，而英格蘭1349年的《勞工法令》(Statute of Laborers)等城市當局措施，則試圖以法令限制工資的衝升。
但在數十年內，這些努力相繼失敗，到了14世紀晚期，西歐實質工資已大幅上升、利率下降，普通勞工享有前所未有的議價能力。
另一方面，這場衝擊也引發一波波的社會動盪。鞭笞派(flagellants)信徒在城鎮間，裸著上身遊行自我鞭打，歐洲各地農民起義也接連爆發，包括1358年法國的札克雷起義(Jacquerie)與1381年的英格蘭農民起義(Peasants' Revolt)最為有名。
另一方面，黑死病也帶來了大規的反猶運動，歐洲已知的363個猶太社群中，約有一半遭到摧毀或驅逐。然而，在猶太人扮演重要經濟角色的城市，猶太社群遭受攻擊的機率明顯較低（相當意外的結果）。
長期影響則因地區制度而異。因人口減少而高漲的實質工資，僅能在西北歐維持，南歐的實質工資則在1500年後再次下滑，這就便所謂的歐洲「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為西北歐日後的經濟主導地位奠定基礎。
經濟上的不平等因為黑死病而大幅縮減：最富有的10%人口所擁有的財富比例，從黑死病前的約65–70%下降到1450年的約50%。城市的人口恢復主要靠移民而非出生率，連結良好的商業樞紐恢復最快，而邊陲的農村地區則遭到棄置。
黑死病最深遠的遺產在於它所引發的制度上的餘威。
在西歐，農奴制度隨著工人運用新獲得的議價能力而瓦解；但在東歐，領主反而強化了農奴制度，造成東西歐之間一道延續到19世紀的鴻溝，也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討論的東歐「第二次封建」。
除此之外，西歐的婚嫁模式也開始開始改變，人力資本因識字率上升與新大學的設立而加速累積，權力集中的財政國家也隨之興起，法國的常態化稅收制度誕生於1360年代，而歐洲主權國家的數量從1300年到1800年間大致減半。
在黑死病的衝擊之下，天主教會則明顯衰弱，高比例的神職人員接連死亡，導致人才斷層，同時天主教會在當時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造成了一個精神世界上的真空，後由各種「俗人運動」（lay movements）所填補，包括英格蘭的羅拉德派(Lollards)、波希米亞的胡斯派(Hussites)與低地國的共同生活兄弟會(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這些運動也為了日後的新教改革種下種子。
黑死病的衝擊對於歐洲實在巨大，因而有不少人認為是現代歐洲史的開端。於是乎，鼠疫乃是治西方經濟史是不能繞開的研究題目，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