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出處：《臺日畫報》第6卷第12號
當時，在臺灣「御用紳士（如辜顯榮等人）」跟「爭取自治（如林獻堂等人）」兩大派的長期激烈對抗之下，當然結局最終還是「御用方」勝出，但在雙方鬥爭之下，臺灣也的確在日治時期有兩次大的地方選舉，第一次在1935年。
這個時期的殖民地選舉還很多限制，除了女性被排除之外，選制許多方面還特別有利日本人，也有財力限制。不過也很有意思的是，之於男性的財力證明，是年繳稅額大於5圓，但以當時的標準來說，這5圓其實不算太高（臺灣農家同時期平均年稅額是8圓）。
根據陳若蘭老師的研究，日本人的tricks主要是把「5圓」門檻，綁上了稅種（地租稅、營業稅、戶稅），且要求的是市街庄稅部份要超過5圓才算數。
日治時期的市街庄稅是附加稅，地租稅裡有一部「地租割」會是市街庄所用。所以換算起來，實際上要地租稅繳超過25圓，直接漲了七倍。而要走營業稅，能過門檻多是商人跟資本家，至於戶稅則是一種所得稅，絕大多數的農民跟勞工都未能過戶稅門檻。
除此之外，為了讓臺灣人不利跟日本人選舉，日本還還設下了許多限制，包含當時許多政黨已經解散（強迫跟自願都有）、對於家庭類型的選擇、選區的畫分、選制不利臺灣人等等，最終由人數遠比臺灣人少的日本人，拿到較多的席次。
不過這些都阻止不了臺灣人參加選舉，除了當時選舉投票率都90%以上（有的高達97%），在參選上，臺灣人這方面的問題，反倒是有太多的臺灣人參予選舉，引爆了瓜分選票的情況，在日治時期的選制之下，均衡結果常常是臺灣人的總得票比較多，當選率卻不如日本人。
當時臺人菁英的日記，也常記錄到互相「喬不攏」，或是因為選舉而傷了感情，或是集體推薦某某，當時也有人（包括日本人）賄選買票的情況。
《臺日畫報》第6卷第12號，也刊出了選舉前總督府舉辦的「模擬選舉」的照片，來說明什麼是選舉，及如何投下「清き一票」。
這些選舉的演進雖然「醜陋」，雖然「不完美」，但這些制度的累積，卻是實在地留了下來，戰後的臺灣人仍記得選舉的經驗，更記得在「種種不利的情況下」不斷積極的去參予政治跟選舉的情況，這會維持到戰後。一如往常，有人不斷的透過各種管道去接受政府籠絡，也有人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去鑽縫，有人兩者兼之，有人一下在那頭，一下回來這頭。但不改變臺灣的政治制度累積這件事。
筆者觀點以一貫之，民主乃是如此種種的累積，非一朝一夕，不容易透過國際外送，幾天之內就突然會成功建立起來，de jure的廣納性政治制度或許可以容易用文件去做做樣子，但de facto的廣納性政治制度，在臺灣，至少經歷了一百年的積累、鬥爭（與妥協）。是為記。
參考文章：陳若蘭，2015，〈臺灣初回地方選舉：日本殖民政府的制度性操作〉，《台灣史研究》22(3)，頁139-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