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出身優越，美麗優雅。然而，中共發動的那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碎了她原本的生活。（AI製圖）
如果不是中共發動的那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鄭念，經常被稱為「真正的貴族」「上海最後的名媛」，很可能會在上海安靜地老去，過完一生。
但是，歷史沒有如果。
十年浩劫，徹底打碎了她原本的生活。她被批鬥、被抄家、被關進監獄，最後痛失女兒。
後來，鄭念把這一切寫進了一本書，中文譯名《上海生死劫》。書裡記錄了那個瘋狂的年代。
文革前的鄭念
鄭念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是留日歸國的知識分子，曾在北洋政府任職。
鄭念先後就讀於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後來又赴英國倫敦留學，取得碩士學位。她的丈夫鄭康祺是留英博士，兩人在英國結婚，學成之後一同回國。民國時期，鄭康祺出任駐澳大利亞的外交官。
鄭念的獨生女鄭梅平，在二戰期間出生於澳大利亞堪培拉。
鄭念後來在寫給友人張志強的長信中回憶說，在澳大利亞生活的那七年，是她一生中最平靜、也最快樂的時光之一。
中共建政之後，鄭康祺舉家回到上海，受聘擔任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又出任英資殼牌石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鄭康祺因癌症去世。此後，英方挽留鄭念繼續擔任總經理助理，直到1966年殼牌正式結束在中國的業務。
也正是在1957年這一年，她改掉原本的名字姚念媛，開始用「鄭念」這個名字，來紀念去世的丈夫。
當時，留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已經所剩無幾。正因為在殼牌任職的這層身分，鄭念和她的家庭，長期游離在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之外。
張志強後來在《上海生與死——我與鄭念》一文中說，在那個年代，上海大概只有十來戶人家，還能像鄭念家這樣，基本維持著「解放」前的生活方式。
鄭念為人低調，不關心政治。和她相依為命的女兒鄭梅平，當時就讀於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她品學兼優，開朗、健康，深受老師和同學的喜愛。
抄家 審查 軟禁
鄭念在《上海生死劫》書中回憶說，早在反右運動中，她就已經隱約意識到，政治運動一旦啟動，個人命運隨時可能被吞沒。
她看到，身邊的同事和朋友，有人突然失去工作，有人被隔離審查，原本穩定的生活，開始變得充滿不安。
但那時，這對她而言，更多的是一種背景性的壓力。真正的轉折，出現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
隨著政治氣氛急劇升級，公司裡的環境徹底變了。鄭念被要求不斷參加政治學習，反覆聽取關於「階級鬥爭」的宣傳。她逐漸意識到，在這樣的環境裡，政治立場已經壓倒了一切專業與事實。
很快，她丈夫鄭康祺的經歷，被重新翻了出來。鄭念也因此被列為「需要審查的對象」。
有關人員反覆要求她交代個人經歷和家庭背景，一再追問她丈夫過去的政治身分，以及她長期在殼牌公司工作的情況。
她發現，無論怎樣解釋，對方都並不關心事實本身。那些談話，更像是在不斷暗示：她的經歷，本身就是問題。
不久之後，紅衛兵上門抄家。
她在書中回憶說，紅衛兵闖入家中，翻箱倒櫃，查找所謂的「證據」。書籍、信件、文件被帶走，她和丈夫多年的私人資料被撕毀、沒收。
有人指著屋內的陳設質問她：「這些東西從哪來的？」也有人當面指控她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鄭念試圖解釋，但任何回應都被當作「狡辯」。
抄家之後，她的人身自由被進一步限制，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軟禁期間，有關人員不定期上門，要求她繼續接受談話和審查，結論卻永遠是「不達標」。
由於政治身分的變化，朋友和同事開始刻意迴避她，鄰居也刻意和她保持距離。
鄭念，被迫進入了一種孤立的生活狀態。
六年半牢獄生活
後來的一天，鄭念突然被帶離住所。來人只說了一句：「組織上有安排」，她就被送往指定地點，開始隔離審查。
據鄭念回憶，她被單獨關在一間封閉的房間裡。房門長期關閉，窗戶被遮擋，看不到外面的天色變化。房間裡沒有鐘錶，也沒有任何可以閱讀的東西。
她不得與其他被審查者接觸，也無法獲知任何外部信息。她的行動被嚴格控制。起居、談話時間，全部由他人決定。
後來，隔離變成了提審。
鄭念回憶說，提審沒有固定時間，她常常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帶走，提審結束後，再被送回那間單獨關押的房間。
提審過程中，她被要求長時間站立，不能坐下。訊問動不動就是幾個小時，問題反覆圍繞她的家庭背景、丈夫的經歷，以及她在外資公司工作的情況。
她被要求反覆寫材料。前一次寫過的內容，常常在下一次談話中被否定，被要求全部推翻，重新再寫。
隨著提審次數增加，對她的刑訊逼供，也越來越嚴重。
她的雙手被特製的加重方形手銬連日連夜地反銬在背後，致使皮開肉爛，膿血感染，直至昏死過去。手腕上累累的疤痕，從此跟了她一生。
1987年，鄭念在接受《台灣光華雜誌》採訪時說，自己當時拒絕「交代」，原因很簡單，她認為自己沒有錯。
有一次，審訊人員對她說：「別人都交代了，為什麼你不肯交代」時，她回答：「我沒有錯，為什麼要交代？」
對方卻說：「你要是沒錯，全上海一千萬人，為什麼你會入獄？」
鄭念當下反問：「你把貓擱在狗籠裡，怪它不會汪汪，是你錯還是貓錯？」
女兒慘死
在鄭念被關押的那些年裡，她始終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更殘酷的事情。
在被關第二年，她二十四歲的獨生女兒鄭梅平，遭到牽連。
鄭念那時被指控為「帝國主義間諜」，鄭梅平多次被逼指控母親，但她不肯為了自保去作偽證、陷害母親。不久後，她在南京路的「上海體育界造反司令部」大樓內，被人活活打死，並從九樓被推下，偽裝成自盡。
鄭念說，在漫長的羈押歲月裡，她始終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被證明清白。正是這一信念，支撐她堅持下來。但她不知道的是，她一直期待的和女兒的重逢，已經不能實現了。
1972年出獄之後，鄭念四處打聽女兒的消息，卻發現有關鄭梅平的消息非常有限。她去相關單位，聯繫曾經認識的人，但得到的回應，不是沉默，就是迴避。
她找啊，打聽啊，最終得到女兒慘死的噩耗。
張志強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鄭念在得知女兒死亡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幾乎崩潰，終日以淚洗面，痛不欲生。後來，她逐漸冷靜下來。她意識到，自己如果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女兒的冤屈將永遠無人再追問。
之後，鄭念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申訴過程。她多次找有關部門，要求查明女兒死亡的經過。但是，始終沒有人承擔責任。
鄭念逐漸意識到，對她而言，上海已不再是可以繼續生活的地方了，中國也是如此。
1980年，鄭念想辦法終於離開中國，前往加拿大，三年後，轉往美國華盛頓定居。
在《上海生死劫》的結尾，鄭念寫道，她在離開上海時站在船的甲板上，看著中國的海岸線逐漸隱沒。她為自己成為生還者而深感負疚，並認為，女兒的慘死，與當年他們選擇留在共產中國的決定直接相關。
不再踏足中國大陸
張志強說，鄭念後來多年在世界各地演講，她通過寫下《上海生死劫》和演講，告訴全世界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醜陋和慘況。
鄭念晚年曾多次去過香港，但始終沒有再踏足中國大陸。不是沒有機會，而是她選擇不回去。她在那裡失去了女兒，經歷了無法回首的瘋狂時代。
2009年11月2日，鄭念去世。她一家的悲劇落幕了，但是，只要極權專制的中共政權依然存在，中國大地上的悲劇將繼續上演，只是劇情和版本不同而已。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