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過台灣，沒半點錢。剎猛打拚耕山耕田，咬薑啜醋幾十年，毋識埋怨。 ——涂敏恆《客家本色》
記憶裡那些夜晚，總是菸霧瀰漫。
父親那時還沒戒菸，大人們聚在一起，高粱斟上，滷味端出，麻將一推，菸就點上了。地點不固定，有時在我們大坪林的家，有時去永和、去景美、去木柵，或是去台北市區某棟公寓。父親平常節儉，但赴這種局卻很捨得，有時帶著小孩同去，八圈過後深夜散場，公車早已收班，只能在路上攔計程車回家。
那些大人說話南腔北調，都是聽得懂的國語，只是每個人的語調裡藏著不同的省份。那時我從來沒有認真分辨過，就像不會去分辨背景音樂的每一個音符。我有時和主人家孩子敷衍兩句，便窩在電視機前，在麻將牌聲與笑鬧爭論聲裡盯著螢幕看到收播，看到雪花沙沙，最後倒在沙發上睡著，直到牌局終場被老爸挖起來。回程幾條常走的路線，聽著他指揮司機鑽走捷徑，而我早已睡眼惺忪。
後來我才明白，老爸身為職業軍人，常年在營，往往個把月才盼到一次這樣的相聚。雖然部隊裡聽到的也多是這些腔調，但軍營裡的南腔北調是階級，是同袍間的客氣與規矩；唯有對著自小到大的玩伴或結拜兄弟，那些鄉音才真的卸下了武裝。那才是他們說得最自在的話。
從小在新店長大。大豐路走到底是小學，路不長也不寬，但那時還能雙向通車。偶爾見同校學生讓駕駛兵開著吉普車送上學，呼嘯而過，煞是威風。我父親是陸軍，某同學父親是空軍，或許同是軍人子弟讓我們感情特別要好。
班上同學的籍貫像一堂活的地理課。浙江、山東、江蘇、廣東、廣西、江西、上海、湖南、四川，還有更冷僻的寧夏、貴州，東北九省也是有的。姓氏也多罕見者，在台灣其他地方或許並不多見。但那時不覺奇怪，那是我認識的台灣的樣子。
這些省份對多數台灣人或許只是課本地圖上的輪廓線，是油墨與填色練習。但我的同學讓它們鮮活了起來，浙江不只是水部兩個字，山東不只是一塊茶壺輪廓，每一個省份都有一張坐在我前後左右的臉。我們不過是這片秋海棠葉尖外的一個孤點，卻各自懷想著葉子不同部位的紋路。
多年之後才知道，新店曾選出一位外省籍的鄉鎮市長，是台灣基層地方自治史上的孤例。我在一個孤例裡長大，渾然不知。
某個下午，無意間調頻收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就是大人口中的共匪廣播，興奮地壓低聲音急忙撥電話邀同學來家裡一起聽。
那個頻道字正腔圓，北方味但不陌生，和電視新聞裡的主播一樣標準。我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幹了違法的事，但電話撥號盤上標籤寫著不可談論國家機密，這種發現總要低調。而那個廣播一直熱情地稱呼：親愛的台灣同胞。對一個長山子來說這很奇妙，他們是共匪，但也是我要解救的大陸同胞。
父親駐地不固定，調高雄那幾年，外婆請母親回竹東幫忙顧店，我便跟著長住下來。那裡說客家話，但外省人也不少。有外省籍的客家人落腳在此，也有開墾觀霧山區退下來的老兵，鎮上的榮民醫院就是那個工程年代留下來的座標。
外婆管父親叫長山骨，管我叫長山子，管妹妹叫長山麻。這不是罵人，只是描述，就像她說這顆是酸柑、那顆是甜柑一樣，分清楚就好。在這種被分類的語境裡，我沒感覺到什麼不快樂。相反地，那時學校發的獎狀上總會印上籍貫，某省某縣人。看著那幾個字，心裡反而覺得挺榮耀的，那是我的來歷，一個屬於我卻又在遠方的遠方。在那個國語能通的世界裡，我在新店是正常的，在竹東也是正常的。
老蔣走的那年我還小，外婆帶我去謁陵，只記得很早起床搭車，路上吃了帶醃黃蘿蔔片的便當。那是不懂悲傷的年紀。真正第一次感覺到隔閡，是在客家村讀書的那段，同學不欺負我，但我不諳客語，偶爾被訕笑。我才意識到這土地上有我不擅長的語言。後來到台中，百貨公司店員用閩南語招呼，我聽不懂。長大後才知道，閩南語使用者是台灣人口裡最多的一群。我一直天真地以為自己活在主流裡，但那個世界其實只是台灣地圖上的角落。退伍之後才開始學起閩南語，教材是電視上隨時可見的阿扁演講，語速慢，帶字幕，純粹學語言，和政治無關。
父親的朋友，境遇跨度極大。
有達官顯貴的後代，父執輩是十里洋場叫得出名號的人物。有一起在台入伍的結拜兄弟，也有後來的部隊同袍，以及那些生命裡沒有太多牽掛可說的單身老兵。
高伯伯就是其中之一。廣西人，父親在車輛動員委員會的同事。他在公家倉庫後頭搭了個小違建住著，那個小房間有電湯匙、有茶，還有他寫字幕用的白色卡紙。高伯伯字寫得好，公餘幫中視寫字幕，他的字就這樣悄悄出現在全台萬千家戶的電視螢幕下方。除了我們，沒有人知道是他寫的。
他把我當自己小孩疼，出門交稿時常拉上我。信義路的人行道很寬，他總讓我在路邊公車票亭買包芝蘭口香糖，或是去巷弄文具店玩投幣彈珠換文具。有回父親帶我走到金山南路口，去小美冰淇淋買幾顆當時算奢侈的進口草莓。回到小違建，父親用電湯匙溫一杯牛奶，放幾塊冰，再放一兩顆草莓用湯匙輕輕戳破，看著紅色慢慢暈進白色裡遞給我喝。
父親小時候在上海法租界長大，看過電影，吃過牛排。1949 年，爺爺讓他一個人離開，為家族留一線希望，輾轉香港幾年來了台灣。從那以後，與家人之間只剩幾封托人帶來的書信。最接近重逢的一次已是民國七十六年，安排在香港碰頭，卻因家屬人數喬不攏，爺爺一怒之下取消行程，只有爸媽兩人到了香港，隔著電話聽見彼此的聲音。
沒多久，台灣解嚴。再不久，開放探親。
只差了幾個月。但等父親終於能回到上海，只能跪在墳前，淚叩沒能盡全的孝。
回顧童年，才發現自己一直在盲人摸象。以為看見了台灣，其實只是一些旮旮角角。
那頭象一直在那裡，從來沒有人完整地看見過它。但每個人摸到的那一角，都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