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阿七
今年，上海非沪籍学生一年级入学办理将在8月10日结束。然而，上海青浦区的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官方现称“纳民学校”）在7月就会正式关停。关停之后，区教委将安排符合条件的孩子们到公办小学就读。学生人数逐年下降，有的学校现学生总数甚至不过百人。这批农民工子女学校关停似乎是理所当然。不过，我们需要清楚，在入学门槛提高的大背景下，下降的只是符合条件的孩子数量，需要在上海上学的孩子仍不少。
“民办学校信息地图”，目前全国只有上海市推出这一电子地图。通过地图可以了解到上海市民办学校校名、举办者、办学内容等信息。可惜的是，或许对不少家长来说更重要的学校联系方式信息，这份地图却没有。
青浦区是上海市15个区中最西边的一个。上海市民办学校信息地图上，青浦区有15所“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根据地图信息，它们的办学许可证都将在2018年6月30日到期。NGOCN了解到，这一天也将会是学校的最后一天。今后，这15所学校都要关停。学生会被安排进入公办学校。
关停的消息是校长们从教委口中得知的。这15所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
“青浦区是走得比较快的。”上海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纪平跟NGOCN说。目前，上海各区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数量在逐渐下降。周纪平说：“我预计到2020年，上海就只有5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左右。”
被“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从纳民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样一天。”将要关停青浦联合民办小学校长马思国告诉NGOCN。他口中的“纳民”，指的是2008年上海市教委颁布了“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在2010年底前关闭所有中心城区农民工子女学校，郊区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一部分关停，其他的以“政府委托办学”的形式全部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体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定义，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户籍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上学最大的阻碍。“三年行动”目的在于“大力保障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权益”。
在马思国看来，“纳民”之后，他的身份就从学校的举办者变成了委托办学者。此后，学校的硬件以及教师、安保等纳入政府统筹的范围。学校的经济主要来源变成了政府提供的生均经费补贴。
上海市教委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投入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扶持资金”达到2.8亿元，约占民办教育政府专项资金51.2%。
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底，上海市一共审批通过、纳入到民办教育管理体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有162所。此后，这162所学校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纳民学校。
上海市这个举措被外界看来是解决流动儿童上学问题的创新尝试。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为探究“纳民”对流动儿童受教育情况影响，曾对上海20所学校，近3000名学生进行跟踪调研。
他们调研发现，“纳民”后，农民工子女学校具有六年以上教学经验的教师比例超过了50%；2010年时近80%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月收入低于3000元，到2012年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收入超过3000元（2010年近八成民办学校教师收入低于3000元）；另外，家长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评价整体提高了。
2008年至2013年，有媒体把此时的上海称为流动儿童教育“福地”。
被“撵走”的外地人
好景不长。青浦联合民办小学的侯老师告诉NGOCN，学校在2009年被纳入政府管理后至2013年，学校每年都有700-800名学生。2014年前后，上海市出台“控人”的举措后，学校9月开学时学生人数降到了500左右。此后学生人数逐年下降，2017年9月开学时候，青浦联合民办学校学生仅有100多人。
对比上海市教委2007年后每年发布的《义务教育入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2011年，即“三年计划”后第一年，意见中开始强调“有效的居住证件、务工证明”——无论在公办还是民办学校读书，学生以及其父母均需要有居住证；父母一方有1年或以上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
当时上海实行的是《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申请居住证的条件仅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特殊才能的国内外人员，以不改变其户籍或者国籍的形式来本市工作或者创业的”。相对于后来的门槛来说，这并不高。
2013年7月1日，上海市开始实施《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居住证申请条件变成了“在本市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
看似合理简单的要求却成为了不少人的拦路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曾撰文分享过他的观察：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于各方面的考虑，租赁住房群体的房东往往不愿意配合租客进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于是这部分群体尽管有“合法稳定居住”，也无法获得住所证明。
根据自2013年《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实施后首次公布申领居住证的数据，截止2014年8月初，上海全市现有非当地户籍人口1100.09万人。其中未办证者达到536.93万人，接近一半。
没有居住证，非沪籍孩子要在上海接收义务教育还有一个办法。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政策》，父母一方属于“持有效期内《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满3年，且连续3年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情况的，其子女有机会在上海接收义务教育。
灵活就业证明是上海市在2013年3月出台的政策。然而，灵活就业证明也并不好办。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媛媛告诉NGOCN：“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办到。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业劳动的、家政行业的等几类情况才可以办到。”根据资料，2018年上海扩大了灵活就业证明办理范围人群，但也仅有五类而已。
“这一下，学校的生源减少了。而民办学校的收入是按照学生人头来的算的。生源少了之后，从政府那取到的补贴就很少。”陈媛媛说。
这批农民工子弟学校生源的减少除了入学门槛提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学生的父母在上海越来越难待下去了。一位安徽家长对NGOCN说：“厂房拆，小孩又在这里读不了书，肯定都要走啊。”
她所说的“厂房拆”指的是上海自2015年开始的“五违四必”运动。“五违”分别是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公开报道显示，从2015年9月至2017年8月底，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1.5亿多平方米。
在青浦区华新镇2017年度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会议上，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胡永青曾强调“将‘五违四必’工作纳入到随迁子女招生工作中，对审核不通过的采取一票否决制”。
NGOCN也留意到，在华新镇的杨家庄村电子宣传栏循环播放着一段“五违四必”运动宣传视频。上面有一句话：“大量流动人口群组聚集，造成治安形势不乐观。”
一位家长说道：“现在都被撵走了”。
如无特别说明，照片拍摄均为阿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