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做一件事，做了十年。在西雅圖的歲月竟然也超過人生的四分之一。
前年開完學位必修音樂會，我發現自己陷入了茫然的階段。 因為對論文沒有太明確的想法，所以拖延症發作，遲遲無法動筆寫作。對自己的學業與未來老是一種無關緊要的態度，也是我一有機會就逃避面對論文的原因之一。說到讓我自願卡關的機會們，是住在西雅圖的一些利多: 這裡能讓鋼琴家發揮的活動不少，文化多元的環境，對藝術表演者相對尊敬及友善。所以我很開心地練琴、排練、表演，幾乎忘記我為了什麼在這裡了。
上個月，我終於硬著頭皮寫信給我的指導教授Dr. McCabe約談。帶著一份潦草的論文大綱，依舊太過無邊無際地闡述我想要探討的主題: 即在台灣獨特政治歷史教訓下，音樂如何見證時代的變革，以及許多前輩音樂家如何嘗試透過音樂為曾經壓抑與悲情的台灣尋找內心與國際的出口。
Dr. McCabe用一系列問題提醒我，究竟是什麼種子讓這些思考念頭開始萌芽，最終形成台灣目前的民族意識? 台灣人的身分認同經歷了階段性的轉變，透過歷史的洗禮，漸漸擺脫了悲觀的想像，轉向積極實質的修正和改變。教授也建議我可以嘗試從自身的經歷入手，開啟論文的開頭。因為過去一百年來，台灣的轉變也同樣體現在我們家族三代不同的成長歷程。我在歷史課本中學到的幾乎與我家人告訴我的截然不同，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既魔幻又寫實。
我的阿罵出生在日治時期西元1920左右，我的爸爸出生在1942日治時期末，他在童年即經歷了台灣歷史的劇烈動盪。我的媽媽在1961戒嚴時期出生。我是1982年生在戒嚴時期後期，黨外活動漸漸增多的台灣。現在想想還蠻有趣的，小時候因為對台灣歷史沒有概念，並不真的了解阿罵會說日語、爸爸有日語名字是因為他們曾經歷另一個時空。也不了解學校老師懲罰學生說台語的原因，從沒想過質疑學校灌輸的，台語沒水準的觀念。很多事情當時覺得理所當然是這樣的、或學校教的學生就該乖乖照做的，現在回想起來，都充滿文化的不和諧與刻意抹滅排斥的動機。也因為沒有去探究，當時的我並不明白為什麼爸爸很不喜歡我們在家裡都說"國語"、禁止我們聽國語流行歌。也不明白學校每天要我們致敬的"國父"、"蔣公"，在我們家變成詐騙集團首腦。當學校有國民黨家長會長來拉票選國大代表，我的導師說投國民黨的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我還回家跟媽媽確認我們是不是支持壞人。
我的論文教授們對於台灣小小島國，在短短百年來的政治轉變是非常有興趣的。儘管歷史不是我論文的主軸，我仍希望透過一些台灣鋼琴作品，分析作曲者如何運用藝術語彙，以表達個人身分認同，以及研究文化轉變在當代藝術中是如何被探討、詮釋以及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