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時代革命》（2021）在臺灣上映，政治人物也紛紛以包場來表達對於香港民主的支持，這部紀錄片不僅累積了豐厚的影像素材，同時也呈現了不同抗爭者的視角，為我們詳盡地梳理了那幾年的示威運動及其關鍵事件，意料之外的是，它卻引發我想要再去回顧Patricio Guzmán的The Battle of Chile（1975~79）和Chile, Obstinate Memory（1997）。
《智利之戰》
1970年代初期，主張社會主義的Salvador Allende成為智利的民選總統，但是，左右陣營的對立衝突卻逐漸加劇，最後導致了軍事政變，Allende堅守總統府而身亡，掌握軍權的Augusto Pinochet則展開了一連串的血腥鎮壓，許多人民被逮捕、被消失，並開始了長達 16 年的獨裁統治。
當時在西班牙馬德里念電影的Guzmán意識到，這將會是智利社會的關鍵時刻，作為一位紀錄片工作者，他帶著16厘米的攝影機與有限的膠卷，組成了一個五人的拍攝團隊，成員都才2、30歲，他們會事前構思腳本敘事，並列出拍攝的優先順序，針對幾個關鍵性的場域，像是總統府、國會、大學、工廠、報社、電臺等等，尤其是記錄到抗爭之前的會議或協商（他們稱此為關鍵卻常被忽略的「檯面下事件」）。
政變過後，Guzmán也被囚禁在聖地牙哥的體育館，那裡已成了眾多政治犯被拷打、處以私刑的集中營，而他所拍攝的底片，先藏匿在他叔叔家中，後透過瑞典大使館送到斯德哥爾摩，數月之後，Guzmán逃離智利展開了流亡生活，他取得底片後，再於法國巴黎和古巴哈瓦那進行剪輯（但團隊中的攝影師在隔年即被逮捕槍決）。
總計25小時左右的膠卷，承載了智利社會及其人民的集體記憶，並最終編輯成為《智利之戰》三部曲：The Insurrection of the Bourgeoisie（1975）記錄從1973年的國會選舉到一位攝影記者親手錄下自己被軍人槍殺的畫面；The Coup d’État（1976）記錄從左右對立到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政變；The Power of the People（1979）則是回到1972~73年，記錄工人們如何自主性地反制右翼的罷工並接管工廠與持續生產。
《智利，頑強的記憶》
《智利之戰》三部曲早在世界上37個國家都曾公開放映，但在智利始終被視為違禁的影片；Guzmán也因心靈創傷而長期無法再拍攝其他電影；即使到現在，智利政府仍然定位當時的那場軍事政變乃是必要之舉，因為它阻止了共產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擴張。
直到20幾年後的《智利，頑強的記憶》（或譯《智利，不會忘記》），Guzmán帶著《智利之戰》三部曲「重返」智利社會，一方面是邀請當年參與其中、作為影片無名主角、如今垂垂老矣的人們，包括了首都保衛戰的倖存者、畫家、教授、總統府的隨從、人民聯盟（Popular Union）的支持者、協助藏匿膠卷的叔叔、團隊攝影師的好友等等，或者重訪現場、或者重新觀看、或者重演情境，讓他們得以持續性地見證並講述關於那段歷史，乃至於他們對於記憶的觀點。
像是「當人有創傷時就必須要癒合，你雖然可以碰觸它，但是如果太急，就會造成感染和流血」、「如果你持續地受苦，健忘症就會自動出現，但如果可以克服它，然後轉化成記憶的一部分，這樣才能重生」、「就像正與反，記憶與遺忘總是反覆地出現，終其影響一個人一生的行為與思想」、「記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是讓我們死亡與受苦的原因，但它也幫助我們活著」、「記憶一詞是什麼意思，它是記載或是回憶，源自於拉丁文的字根，就是重複、在心中默認一遍、再次喚醒的意思」、「記憶的儲存就像是很多鏡子一樣，包括了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時刻」、「回憶，意味著回到過去如同親眼所見」。
另一方面，他在不同的場合放映《智利之戰》三部曲給學生或青年世代觀看，同時記錄下他們的感受與回饋，有時他們會因不同的觀點而爭執起來，有時他們會悲傷痛哭，但是，透過這樣的「重返」，讓我們體認到歷史與記憶之間的辯證關係，也就是說，獨裁及其後的當權者所定義的國家歷史，如何掩飾、否定或消失了人民的創傷記憶。
延續著對於「記憶」作為創作的關鍵字，Guzmán後來又完成了智利三部曲，也就是Nostalgia for the Light（2010）、The Pearl Button（2015）、The Cordillera of Dreams（2019），以較為個人化的風格，分別以星空與沙漠、海水、山脈等等自然地景作為映照，進一步去探索、回溯或連結過去的記憶遺跡、殘餘或碎片，像是天文學家、考古學家、集中營囚犯、挖掘受難者遺體的女性家屬、被殖民的原住民族、政治犯的屍骸、藝術家、火山學家、歌手、作家、從未停止記錄抗爭運動的影像工作者等等。
十年之後
正如Guzmán所說：「記憶『有』關緊要」（Memory matters.），因為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形塑著它的想望，談論過去的恐怖與悲劇也許是件痛苦的事情，但真相會激起希望並鼓舞社會變革的意志。
同時，「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簿」（A country without documentary cinema is like a family without a photo album.），紀錄片工作者承擔的正是一種「記憶的責任」（duty of memory），必須為人民保存並活化記憶，因此，紀錄片也往往是對當權者所定義的歷史之否定，它總是對抗的記憶或是反記憶的（counter-memory）。
在《智利之戰》三部曲，透過參與觀察的方法，音像乃是儲存集體記憶的媒介；在《智利，頑強的記憶》，又運用重返的方法，使得音像成為回憶被遺忘記憶的媒介；而在智利三部曲，藉著詩意與散文的書寫，音像則是作為論述記憶政治的媒介；期待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時代革命》也可以「重返」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