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希特勒思想形成、演變及影響1925~1944
研究動機：我們先前想做的主題是哈布斯堡王朝，但實際執行後發現資料收集困難，故另尋主題。
研究目的：我們想透過研究希特勒的傳記「我的奮鬥」深度探討其是如何從一位普通人轉變成一位極端主義分子，透過各個角度的深入探討來找出他轉變的契機及影響他的重要人物，以及他如何變成一位種族主義者與戰爭狂魔。
段落大綱：
成長背景 20218、最初思想 20330、受到什麼影響而轉變想法 20331、他的思想影響誰 20304
成長背景
希特勒出生在奧匈帝國的茵河畔布勞瑙，父親是阿羅伊斯•希特勒，母親則是克拉拉•希特勒。
他的父親是名海關公務員，性格嚴厲，用嚴格的紀律管教家庭，經常家暴家人並體罰希特勒，而且對家庭漠不關心，瞧不起自己的孩子，對待自己的妻子也很冷淡，平常甚至不和她說話。
母親克拉拉為父親的第三任妻子，是一名安靜文雅的女士，原本身為希特勒父親的繼父的親戚，是家裡僱用的傭人，後來和主人的希特勒父親產生婚外情，懷孕後正式結婚，育有六子，只有四子希特勒和六女寶拉存活，其他皆在成年前因病去世。也許是其他孩子都早年夭折，她特別溺愛希特勒，和父親的關係相比，希特勒和母親的關係更加融洽，深愛著他的家人。
希特勒出生的茵河畔布勞瑙，是位於德國和奧匈帝國邊界的小鎮，兩個日耳曼民族國家的交界處，民族的血統連接起德國和奧地利，這導致了希特勒比起國家認同，更傾向於民族主義。
他從少年時期就是激進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認為如果分散各國的日耳曼民族不統一，各國因經濟問題向外擴張，彼此相互殘殺，會使國家間產生鬥爭，進而促使戰爭發生。他因此認為自己生長在二國交接的地帶，背負著統一日耳曼民族的使命，強烈懷抱著讓日耳曼民族合併成俾斯麥帝國的思想。
他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因此他早年的志願是成為牧師，不過身為公務員的父親希望他可以繼承父業，考取官職，但他並不嚮往當官的生活，不想重蹈他父親官場失敗的覆轍。
希特勒原本的性格十分外向自信，是一名認真的學生，但在他的弟弟死後個性變得陰鬱，不受到同儕的歡迎，他在學時期遭到同儕霸凌，學校成績也不佳，只有繪畫方面較有天份，讓他夢想當一名畫家，卻被父親阻撓，後來父親病逝，沒有了父親的反對，在母親的支持下，他離開家鄉，去藝術之都維也納求學。但在學習繪畫的過程屢遭碰壁，他考了多次試都沒有錄取維也納美術學院，維也納藝術學院批評希特勒的畫缺乏創意，他擅長的建築又和當時主流的人物畫像不相符，後來為了迎合希特勒擅長的建築畫作，他便轉而去考取建築學院，卻依然沒有錄取。雪上加霜的是，他的母親又在此時罹癌，在希特勒的陪伴下去世了，母親的死亡對希特勒造成了巨大的打擊，他在母親亡故後失去了經濟支柱，淪落街頭成為乞丐，窮困潦倒的他靠賣風景畫和明信片維生。
希特勒在中學時就接觸了大量的民族主義思想，平時也熟讀各類報章雜誌。而在維也納求學的期間他也觀察到了社會問題，貧困階級的人並不關心政治，他們連溫飽都有問題，哪裡還在意自己是什麼身份的人呢？像中產階級學習了自己國家的文化和成就，自然對國家產生認同感，對自己的民族感到驕傲，會積極參與民族運動。由此得知，要讓國民對民族產生認同感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社會環境，保障人民能過著不虞匱乏的日子，用教育去影響他們，才有餘力去關注政治，成為他理想中的民族主義者。
他在維也納求學時，一開始並未仇視猶太人，他的畫作大部分都是猶太人所購買的，母親也是由猶太人的醫師治療，甚至可以說是與猶太人維持著良好的關係。他認為有日耳曼人血統的猶太人，只不過是在外披了一層宗教的外皮，內在還是屬於日耳曼民族，而他對猶太人的處境也深感憐憫，甚至鄙視那些仇視猶太人的言論。
維也納的大量東歐移民，導致當時反猶太的情緒高漲，而後他也對猶太人的身份認同產生疑問，認為猶太人並不是信奉猶太教的日耳曼人，而是視猶太為一種民族。猶太人從各文化方面如：新聞、藝術、文學滲透進日耳曼民族，希特勒認為這是一種對國民的毒害。他觀察猶太人相關的報章雜誌，發覺推崇猶太的作家，時常鄙視日耳曼民族，瞧不起德國人，推測出猶太人對德國人的輕視是出於刻意而非個人行為，被猶太人掌控的媒體，都沒有絲毫宣傳日耳曼民族的跡象，社會民主黨的人都是猶太人，操縱社會輿論，侵害著日耳曼民族，他正式將日耳曼人和猶太人切割，將民族敗壞的元兇歸咎於猶太人身上，也將自己悲慘的境遇和猶太人掛勾。
在維也納的求學失敗後，他移居到慕尼黑尋求發展，在一戰爆發後被奧匈帝國徵召回來參軍，但因身體孱弱又被退回，在愛國分子的影響下，後來入伍了德國的軍隊成為志願兵。
最初思想
希特勒其最初思想並非一開始就完全成型，而是受到如成長背景及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形成的，透過其生長經驗及時代氛圍和他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可以窺探其思想如何轉變。
在成長背景方面，其童年的生活並不順利，他出生於奧地利的邊陲小鎮，他的家庭並不富有，積蓄也因母親的一場大病而用罄，即使如此他也十分愛護他的家庭。他自幼對藝術有興趣，希望成為畫家，但兩次報考藝術學校的失敗對其造成很大的打擊。他為了實現夢想去往維也納但沒有成功，也陷入貧困不堪的生活，沒有穩定的生活和工作，此時他對社會也漸有不滿的情緒。
在這段期間內，希特勒將自身的不幸生活歸咎於社會環境差勁，而不檢討自身問題。這種心態使得他更容易接受將責任推脫至他人身上的說法，成為影響他日後極端思想的重要基礎。
他的思想也深受當時社會環境之影響，當時正處於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多民族混居的地區常有民族衝突，而他為了達成夢想所前往的維也納就是一個人口組成複雜的都市。當時，當時社會上充斥著反猶太與排外言論，這些觀點常出現在報紙、政治宣傳與公開演說中，例如卡爾•盧格市長在任時一直推行反猶太主義、格奧爾格·馮·舍納勒的反猶及民族主義也對他有重大影響。希特勒在這樣的環境下，逐漸接觸並接受某些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開始相信國家的強弱與民族的「純粹性」有關。而他的思想也受到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他看來，只有亞利安人這個種族才是德意志的正統，人類社會就像自然界一樣，是一場弱肉強食的種族競爭。在這種觀念下，衝突與淘汰被視為「自然法則」，而不是需要避免的問題，這使他對暴力及極端手段有更高的接受度。
前面有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希特勒思想成型的一個關鍵節點。他以志願軍身份加入德軍而不是奧地利軍隊，在軍中感受到紀律、服從與集體目標，這讓他產生了很強烈的認同感。然而，德國在戰爭中戰敗，對希特勒而言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實。他不願接受德國在戰場上的失敗，而是認為德國是被國家內的反對勢力「出賣」。這種被「背叛」的想法，使他對民主政治產生強烈不信任感，也開始否定議會制度，轉而支持強力領導者統治國家。他認為只有集中權利、排除「破壞國家的因素」，德國才能重新振興。戰後德國的經濟困境與政治混亂，進一步強化了希特勒的想法。通貨膨脹、失業與社會不安，讓許多人對現狀感到失望，而希特勒則將這些問題簡化成單一原因，並用情緒化的方式解釋，這使他的思想更容易被部分群眾接受。他逐漸形成一套清楚但極端的世界觀，將民族主義、仇恨與強人政治結合在一起。
此外，他最初思想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缺乏完整理論，卻具有強烈情緒性」。在這個階段，他並沒有建立一套嚴謹的政治或哲學系統，而是透過直覺與感受來理解世界。他傾向用「對與錯」、「敵人與自己」這種二分法來看待社會問題，這種過度簡化的思考方式，讓複雜的現實看起來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激起情緒共鳴。而這種思維方式與他早期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關。由於長期處在社會底層，又缺乏穩定的人際關係，希特勒很少接觸到多元觀點，反而容易被單一立場說服。當某些說法能替他的失敗找到「合理解釋」時，他便傾向完全接受，而忽略其他可能原因。久而久之，這使他的思想變得封閉，也更排斥不同意見。
另外，希特勒早期思想中，也已經可以看出他對「群眾心理」的敏感度。他發現，情緒化、簡單直接的說法，比理性分析更容易影響人。這種觀察，雖然在此時仍屬直覺層面，卻為他日後的政治宣傳方式打下基礎。在最初階段，他不一定清楚自己想建立什麼樣的國家，但已經逐漸確定「如何影響他人」。這些思想的形成，並非他一個人的特殊經歷，而是在戰後社會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緒中被放大。當經濟困難、政治失序與民族挫敗感同時出現時，極端觀點更容易被接受。希特勒的最初思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個人不滿逐漸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批判。
受到什麼人影響
希特勒的思想在維也納時期便已受到深刻影響。當時的維也納是一座多民族、文化高度交織的都市，社會結構複雜，階級流動快速，猶太人口比例相對較高，且在藝術、新聞、醫學與金融等領域中具有顯著影響力。對一名屢遭挫敗、缺乏穩定社會地位的年輕人而言，這種現象容易被簡化理解為「成功被特定族群所壟斷」，進而引發強烈的相對剝奪感與不公平感。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個人挫敗不再被視為自身能力或結構性問題的結果，而逐漸被外化為對特定族群的敵意。
此外，維也納當時盛行反猶政治言論與大眾媒體宣傳，部分政客(當時維也納市長卡爾．魯埃格以公開反猶言論成功動員群眾，其政治影響力與選舉成果，使希特勒親眼見證反猶情緒如何在民主社會中轉化為實際政治力量)與報刊以陰謀論式的敘事方式，將城市的經濟問題、社會矛盾與道德焦慮歸咎於猶太人。希特勒在此環境中頻繁接觸到這類觀點，逐漸學習並內化所謂的「替罪羊理論」，亦即在面對複雜的經濟結構與社會問題時，將責任集中於單一族群，藉此提供一種簡單且情緒上容易被接受的解釋模式。這段1907年至1913年的維也納生活經驗，雖尚未使其反猶思想完全成形，卻已為日後激進化的意識形態奠定基礎。
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後，希特勒的思想發展出現明顯轉折。他在戰爭中於前線擔任德軍傳令兵，這段軍旅經驗對其世界觀產生了深遠影響。對原本缺乏歸屬感與社會認同的希特勒而言，軍隊不僅提供了明確的身分定位，也讓他首次強烈感受到民族與國家的意義。戰場生活強化了他對紀律、服從與集體犧牲的崇尚，使其逐漸以高度簡化的二元對立方式理解世界。
1917年，希特勒因作戰表現極佳而晉升至上等兵，並獲得多枚鐵十字勳章，這些榮譽進一步加深了他對德意志國家的忠誠感。然而，在一戰後期，他於戰場上遭受毒氣攻擊而短暫失明，並在後方休養期間得知德意志帝國投降的消息。對希特勒而言，這不僅是國家的失敗，更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心理打擊，也成為其思想轉變的關鍵轉捩點。
在戰後的檢討中，希特勒並未將德國戰敗歸因於軍事戰略或國際局勢的複雜變化，而是接受並強化了一戰後流行的「背後捅刀論」，認為德國並非敗於前線，而是被國內的猶太人與左翼勢力出賣。他的反猶思想主要源自數個因素：其一，年輕時期長期的經濟困頓與畫家落榜的挫折，使他對菁英階層懷有怨恨，而當時不少成功的知識分子、商業人士與藝術家恰為猶太人，進一步強化了其偏見；其二，戰敗後的民族羞辱感，使他傾向將個人與國家的失敗投射為對特定民族的仇恨。在其著作《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回顧自身的成長與戰爭經驗，並將德意志在一戰中的失敗，歸因於內部勢力的背叛。他反覆將猶太人描繪為削弱民族團結、操控經濟與思想的群體，試圖以此解釋德國戰敗與社會動盪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論述多為事後回溯性的建構，將其早年挫敗與戰後不滿合理化為一套看似連貫的思想體系，使反猶偏見從個人情緒，上升為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主張。
在這樣的脈絡下，原本零散的社會偏見，逐漸被重新詮釋為攸關「民族存亡」的核心問題。猶太人不再只是城市中的他者，而被描繪成破壞德國團結、削弱戰爭意志的內部敵人。這種將族群問題與國家命運緊密連結的思維模式，使反猶思想首次具備大規模政治動員的可能性。
一戰結束後，希特勒加入德軍的調查與宣傳部門，負責對士兵進行政治教育與思想宣導。這段經歷不僅磨練了他的演說技巧，也讓他逐漸意識到群眾心理的可塑性。他發現，當「反猶」論述與「反共產主義」相結合時，能產生極強的煽動效果，而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本身具有猶太背景，更被他視為強化此一論述的有力素材，為日後納粹宣傳策略提供重要思想基礎。
他的思想影響誰
承上所述，希特勒在見識了宣傳手段帶來的極大效益後著手投入宣傳工作。
由於一戰戰敗後1919年簽署的凡爾賽條約使德國需割地及支付高額賠款，再加上經濟蕭條導致德國人民對聯合政府信任度嚴重下滑，舉國上下被覆蓋在戰敗的陰霾中，讓希特勒有了絕佳的時機宣傳其反猶及民族主義。
他並非在思想完全成熟後才開始行動。而是在自身思想尚未定型、情緒與直覺仍佔主導的情況下，逐步進入政治舞台。正因如此，他對群眾的影響方式，不是建立在嚴謹理論之上，而是源於對社會不安情緒的敏銳捕捉，以及對人們心理需求的直觀掌握。在一戰戰敗後的德國社會中，這種以情緒為核心的政治表述，恰好回應了多數群體的心理狀態，使他得以逐步累積影響力。
在宣傳與影響手段上，希特勒主要依靠群眾演說、印刷媒體與象徵政治三者的結合。早期，他頻繁於啤酒館與集會中演說，透過單一、重複的口號、誇張的動作和慷慨激昂的敘述風格來吸引聽眾，而非透過理性論證說服對方。此外，政黨報紙 ( 人民觀察家報 ) 與傳單、海報使其觀點得以反覆出現於民眾的日常生活，逐漸形塑了固定的敘事框架。視覺符號 ( 納粹黨徽 ) 與儀式化活動 ( 制服、舉手禮 )，則進一步強化群體歸屬感，使政治不再只是理念，而是一種可被「感受」的集體經驗，和民族自決的概念緊密結合。
退伍軍人與前線士兵是最直接受到影響的群體。戰敗的失落感使他們對國家感到失望及憤恨，因而對民主制度與議會政治缺乏信任。希特勒將個人與群體的挫敗，重新包裝成民族被德國內部叛徒所害的敘事，使退伍軍人得以將自身困境合理化。而戰後的失業、邊緣化與身份失落實際上使他們更容易接受「戰敗不是軍人的錯」這一論述。
下層中產階級 ( 小資產階級 ) 也是受到深刻影響的對象。群體中包括小商人、技師、基層公務員與自營業者，他們在戰後經濟動盪與通貨膨脹中是第一波受到衝擊的對象 ( 相對於貴族和知識階層 ) ，卻缺乏有效的政治代表。希特勒利用他們對現今環境導致他們社會地位下降的恐懼加深對腐敗政治和議會民主無能的批判意識洗腦。希特勒的思想核心之一，在於否定現行制度的可行性，並將社會混亂描繪成民主與左翼政治的必然結果。他以秩序、紀律與民族共同體作為團結對抗混亂的象徵，這正好回應了他們對穩定與安全的渴望。對這些人而言，希特勒提供的不是具體經濟方案，而是心理上的確定性和安慰感。
對魏瑪民主失望的非左翼工人階層亦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宣傳中刻意使用「工人」與「社會正義」的語彙，但同時強烈反對馬克思主義，試圖將工人的不滿導向民族主義而非階級鬥爭。對於既不信任共產黨、又對自由民主缺乏信心的工人而言，這種「去階級化」的社會敘事具有吸引力。
青年男性也是希特勒影響的重要群體之一。一戰後出現大量失業或前途不明的年輕男性，他們缺乏穩定的社會角色定位，對未來感到迷惘。希特勒的宣傳中充滿對行動、犧牲與使命感的肯定，將個人價值與民族命運緊密結合，這種敘事方式使青年得以在集體目標中找到自身定位。希特勒所塑造的世界觀簡單而直接：世界是競爭的，民族得強大，個人價值來自於對集體的奉獻。這樣的論述，為身分認同不穩定的年輕世代提供了指引。
總地來看，希特勒將複雜危機簡化為道德敘事、情緒動員取代理性論證、將個人經驗提升為集體命運的論述成功的把一戰後德國社會的動盪不安轉化為支持自己的力量。他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道德與民族層面的對立，不把戰敗與經濟危機視為結構性問題，而是歸因於特定群體 ( 猶太人、共產黨、自由派 ) 與制度錯誤。這種二分法思維，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忠誠者」與「背叛者」，使政治問題轉化為情緒問題。這種思維方式，既降低理解門檻，也放大情緒感染力，利用仇恨建立體系龐大且結構緊密的類宗教崇拜及政治狂熱，使其思想更容易被普遍缺乏教育且渴望領導者的民眾廣泛接受和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