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藍天》（Amerikatsi，2022）是幾年前進入到奧斯卡國際影片15強的亞美尼亞電影，由美國演員、艾美獎得主Michael A. Goorjian自編、自導並飾演男主角，儘管電影描繪的「移民返歸」故事是虛構的，但對亞美尼亞裔的Goorjian而言，製作本片不乏是個追本溯源、探尋血脈與家族歷史的絕佳機會，尤其他的祖父母，正是1915年土耳其對亞美尼亞進行的種族大屠殺之倖存者。
《窗外的藍天》從一個引人發噱、荒唐的情境，切入這段沉重歷史——幼時逃避大屠殺流亡美國的Charlie，待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受史達林推行的「遣返亞美尼亞僑民」計畫鼓舞，試圖回到已被納入蘇聯底下、成為「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祖國生活，卻因陰錯陽差的誤會，得罪了官員。官員以配戴「太花俏的圓點領帶」為由，控訴Charlie違背共產精神、崇尚世界主義，判處他十年徒刑；不諳俄語的Charlie難以為自己辯護，只能鋃鐺入獄，還差一點遭流放西伯利亞勞改。電影無疑是想諷刺1950年代蘇聯政府專制的蠻橫，並以通俗且不失幽默的口吻講述轉型正義，十分符合當代潮流（換言之就是十分「政治正確」），也難怪它能獲得當今亞美尼亞政府的青睞與支持，甚至代表國家角逐奧斯卡，雖然不否認此舉有寄望Goorjian長期在好萊塢發展的人脈與經驗的公關考量存在，但就最終成果而論，由美國人執導、講述亞美尼亞故事的《窗外的藍天》，確實比單純亞美尼亞出品的電影，更容易獲得北美觀眾注目。
身兼編導演的Michael A. Goorjian，擁有像小狗般無辜又和善的眼神
Goorjian將主角取名為Charlie，並令周圍角色套用對美國的刻板印象，戲稱其為「卓別林」，不僅是致敬大師，更是埋了一個他本人的彩蛋——因他的首個電影角色，正是在《卓別林與他的情人》中飾演卓別林兒子Charlie Chaplin Jr.——而Goorjian也確實透過《窗外的藍天》展現如卓別林般討喜的表演節奏，電影前段雞同鴨講帶來的笑鬧效果，成功襯托出後段主角深陷冤獄的苦楚，笑淚交織，增添了觀影的層次。
本片苦中作樂、不過度渲染悲情的風格，反倒讓觀者更能設身處地反思特定時空背景下流離的身分認同——當你想報效國家，國家卻已不是記憶中的樣子時，你還能繼續愛它嗎？一出生便註定的國族歸屬，能夠說拋就拋嗎？
就像Charlie剛回國時，積極向遇到的所有人強調自己的亞美尼亞血統，直到面臨牢獄之災，才不斷高喊「我是美國公民！」，正顯示出他宛若永遠的異鄉人般「卡在中間」的身不由己。
電影到主角真正入獄前，都還蠻輕鬆歡樂
如同《刺激1995》與其他優秀的「牢獄電影」，《窗外的藍天》中也可見到主角怎麼利用有限物資，度過漫長、苦悶的坐牢時光（只差在Charlie並沒有要逃獄）——Charlie牢房頂端的窗戶，剛好對上監獄圍牆的缺口，可遠眺牆外一家人的生活，於是Charlie豎起床架，製作方便挑起水杯與晾衣的繩索機關，布置出一個舒適的「觀景平台」，每天準時凝視著那家人，幫他們配音，為他們的生活腦補劇情。
這樣的觀看距離其實像極了「看電影」本身，也成為《窗外的藍天》最打動我的設計——想像力不會給你超能力，但能free your mind，就算肉身被侷限在黑盒子／現實的牢籠裡，只要保持開放的心，你就是自由的。
（而Goorjian則用一場優美的調度，令Charlie真正與觀看了好些日子的一家人同桌共享晚餐，這是想像力的魔幻，也是電影的魔幻。）
以如此後設角度思考，《窗外的藍天》這條關於「觀看」的劇情軸線，便使它在一眾類似題材作品中脫穎而出，因它不僅是一部探討歷史糾結、移民離散的電影，更是一部關於電影的電影。
無論身處什麼環境，想像力都能使我們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