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林鄉的早晨，總是在薄霧與稻香中醒來。這裡因為八八風災，曾多次出現在新聞畫面上，那瑪夏的土石流與大愛村的興建，讓這個偏遠的校園熱鬧了些。
在那個「升學大於一切」的年代，杉林國中就像一個巨大的熔爐。家境好的孩子被送往旗山或美濃的明星國中，而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包括我在內，全都進了上平村的這座校園。當同學們由家長接送，或是踩著輕快的腳踏車呼嘯而過時，我只有兩條腿。因為家裡窮，父母總在田裡早出晚歸，坐公車對我來說是奢侈的夢想。每天清晨六點，一碗稀飯配醬菜就是我的全部。五分鐘解決早餐，我便背起書包，踏上那段長達一小時的漫漫長路。
那條路很長，長得足以磨掉一個少年的志氣。無論我多早出門，似乎永遠趕不上七點三十分的升旗典禮。遲到、罰站，成了我課表上最準時的科目。看著導師辦公室外的走廊，從一開始的羞愧、自卑，到後來竟演變成一種扭曲的「英雄感」。
老師們路過我身邊，眼神冷得像冬天的露水。他們嘲諷我的導師：「怎麼分到這種壞學生？」導師也只是無奈地擺擺手：「我們放牛班多的是爛牛，這頭特別笨而已。」
罰站結束回到教室，我的肚子早已因為長途跋涉和罰站而咕嚕作響。沒錢去福利社，只能在下課時偷偷打開便當，用不到一分鐘的速度，把那罐地瓜稀飯灌進胃裡，這是我當時唯一的「絕技」。
我也曾想過要努力。坐在教室裡，看著黑板上跳動的英文字母，ａ、ｂ、ｃ都認得，但湊在一起就成了難解的咒語。老師在台上講的話像是一陣風，吹過耳邊，卻留不下一點意義。
有一天，我鼓起勇氣走進辦公室，聲音顫抖卻堅定：「老師，為什麼我認真聽了，還是聽不懂？」
辦公室瞬間安靜得連針掉地上都聽得見。導師或許是覺得在眾人面前丟了面子，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筆筒亂跳。他指著我的鼻子大吼：「那是你的問題！你這種程度，要是聽得懂，天空都要下紅雨了！」
那場「紅雨」始終沒下，但我的眼淚卻奪眶而出。
我跑向輔導室，看著牆上寫著「孩子，你有困難嗎？讓我們幫你」。我以為那裡是避風港，沒想到輔導老師一開口便是：「放牛班的孩子，這裡沒有牛可以放，你來幹嘛？」
那句自以為幽默的玩笑，成了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我選擇翻過圍牆，逃離那個讓我窒息的地方。隔天，沒等來老師的關心，卻等來了一支記過處分。那一刻，心中的恨意像雜草般瘋長。
既然被放棄了，我開始玩起一場惡作劇的遊戲：朝黑板丟紙團、給老師的腳踏車放氣。唯一的目標就是聽到那句：「給我滾出去！」只要老師開口，我就能像得勝的將軍，背起書包，在管理員伯伯見怪不怪的目光中，大搖大擺地走出校門。
離開學校後，迷失在楠梓仙溪的河床邊。我跟著一群「兄弟」抓魚、偷甘蔗、逞英雄。忙於農事的父母根本不知道，他們那個天天走路去上學的孩子，心早已流浪到了天邊。
直到那一個深夜，械鬥的火拼聲劃破寧靜，冰冷的手銬鎖住了我的雙手。坐在警局的冷板凳上，我才猛然想起那條長長的上學路。路其實一直都在，只是我為了賭氣，把人生繞成了再也回不了頭的遠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