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案件日益增多的根本原因：以道德經、心理學、倫理學與多宗教互證的整合研究

研究視角與界定

在討論「詐欺案件為何日益增多」之前，先慈悲地界定兩件事：第一，「詐欺」不只是個人道德失守，也是一個由科技、經濟誘因、制度縫隙、與人心脆弱點共同構成的「複合系統」；第二，「根本原因」不是指單一元凶，而是指那些在上游、長期、可重複地製造「詐欺誘因與機會」的結構。[1]

從國際執法評估的角度，INTERPOL[2]將金融詐欺視為「以欺騙手段獲取財務利益，並對個人造成損害」的一類犯罪；並特別指出其具有跨境、匿名、依賴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等特徵。[3] 而以公共衛生與系統治理的角度，Michael Levi[4]的研究主張：要把詐欺視為「可以預防的社會危害」，介入點不只在抓到犯人，更包括縮小高風險情境、降低重複受害、修復受害者身心、以及減少「讓詐欺更容易發生的制度與資訊環境」。[5]

因此，本文以「經濟學×心理學×倫理學×公共衛生×行政治理×多宗教經典」交叉驗證，嘗試謙卑回答：詐欺變多，往往不是人突然變壞，而是世界同時變得更「容易被欺騙」、更「容易行騙」、也更「不容易及時止損與修復」。[1]

趨勢與現象

就可量化的訊號而言，網路與數位詐欺損失確實呈現高位與上升壓力。以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6]旗下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7]的年度報告為例：2024 年接獲申訴 859,532 件，申報損失達 166 億美元，並標示較 2023 年損失增加 33%。[8] 同一報告也呈現一個關鍵現象：詐欺相關的損失占比很高（報告並指出「cyber-enabled fraud」幾乎占 2024 年申報損失的大部分），且高齡者群體損失更集中。[9]

但也必須誠實分辨：「案件變多」有一部分可能來自「更容易報案/更能被統計」；另一部分才是「真的更容易被騙、真的更容易行騙」。在「低報」方面，INTERPOL[2]明確指出，金融詐欺因為受害者不願意出面等因素而「大量低報」，使真實規模可能被低估。[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0]（OECD/INFE）跨國成人金融素養調查亦顯示：平均而言，有 15% 的成年人自陳曾遭遇至少一類金融詐欺或詐騙；而在許多國家中，「受害者」有相當比例未達最低目標金融素養分數，並提醒這個指標僅能代表「是否曾受害」，不能直接當作金融系統安全性的指標。[11]

因此，當我們問「為何日益增多」時，需同時承認兩個事實：一方面，數位化與跨境化確實讓詐欺更容易規模化；另一方面，統計與報案機制也影響我們看見的「增多」幅度。[12]

結構性根因

若要找「根本原因」，最常被證據支持的一條主線是：詐欺正在產業化、服務化、跨境化，並且快速吸收新科技。[13]

以國際趨勢而言，INTERPOL[2]在 2024 年全球金融詐欺評估中明列：最常見的類型包含投資詐欺、預付費詐欺、愛情詐欺與商務電子郵件詐欺；詐欺愈來愈依賴 ICT；行為者會使用新興科技，尤其是 AI 與 deepfake；並提到「詐騙園區/詐騙中心（scam centres）」在多個地區更常見，甚至涉及人口販運與「被迫犯罪」。[3]

這些描述與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14]（UNODC）對東南亞與湄公河流域的觀察相互呼應。UNODC 指出，犯罪集團把惡意軟體、生成式 AI、deepfake、地下市場、加密貨幣洗錢等「新商業模式與新技術」整合進詐騙運作；並描述透過人口販運、以假徵才等方式把勞動力導入詐騙園區、強迫大量人員對外行騙。[15] UNODC 在另一篇 2025 年的官方說明中，亦談到詐騙園區因執法壓力而「位移」到治理更薄弱地區，且在某些區域形成互相連結的犯罪生態系，並指出其成功與加密貨幣、地下銀行等洗錢能力密切相關。[16]

若以社會科學的「機會結構」語言說明：Lawrence E. Cohen[17]與Marcus Felson[18]提出的日常活動理論指出，多數掠奪型犯罪需要「可能的加害者、合適的目標、以及缺乏有效守門人」在時空中交會。當人們日常活動高度數位化、社交與交易大量移到線上，詐欺的「目標密度」與「接觸成本」會被結構性地改變。[19] 這並不是責怪任何人，而是指出：當社會把互動、金流、與信任驗證大量外包給平台、通訊、與演算法時，詐欺便更容易在縫隙中繁殖。[20]

人心與社會根因

在結構之外，詐欺要成功仍需「穿透人心」。因此第二條更深的根因主線是：詐欺不是靠受害者愚蠢，而是靠人類普遍的心理捷徑、情緒需求、與注意力限制。[21]

在資訊安全與社會工程研究中，Frank Stajano[22]與Paul Wilson[23]分析大量詐騙案例後，提出「理解受害者如何自然落入陷阱」是有效對策的前提，並歸納多個反覆出現的欺騙原理（例如分心、社會順從等）來解釋為何人會配合不利於自己的決策。[24] 在認知心理學中，Amos Tversky[25]與Daniel Kahneman[26]的經典研究指出，人們在不確定情境下會依賴某些「捷徑/啟發式」來做判斷；這些捷徑平常很省力，但在高壓、資訊不完整、時間急迫、或情緒被操弄時，容易產生系統性偏誤。[27]

而對「行騙者為何能持續」的倫理心理學解釋，常涉及「道德疏離」。Albert Bandura[28]指出，人可能透過一系列心理機制，將原本會啟動的道德自我制裁「解除連結」，使不人道或不義行為在心理上變得可接受（例如用語言美化、責任轉移、淡化傷害、或去人性化他者）。[29] 這並不等於「人本性邪惡」；反而提醒：若社會容許「人人都這樣」、「我只是照流程」、「我只是小齒輪」之類的敘事擴散，便可能降低群體對誠信的內在約束。[30]

同時，也要慈悲地看見「脆弱性」不是羞恥，而是一種可被理解、可被照顧的處境。OECD/INFE 的結果指出，財務福祉與收入高度相關，且低收入者的財務韌性明顯較弱；這代表在面對生活壓力與突發衝擊時，有些人更容易落入「快速翻身」或「高報酬救急」的誘惑敘事。[31] 公共衛生取向的研究也提醒：詐欺造成的傷害不僅是金錢，還包括身心影響、恐懼與長期不安；若缺乏支持與修復，受害經驗可能轉化為更深的社會不信任與沈默，反過來讓詐欺更不易被揭露與阻斷。[32]

至於您提出的例子——「教育過度重視財富」、「說謊被常態化」、「貧富差距過鉅」——在現有跨國資料中，確實可找到與「財務脆弱性、金融素養、受害風險」相關的證據鏈；但要把它們直接推論為「詐欺增加的單一根因」，仍需要地區與世代的實證研究來驗證。這裡我更謙卑地把它們視為「可能的上游文化—制度條件」，而非已被定論的唯一原因。[33]

制度與治理根因

當詐欺成為「高頻、可複製、跨境」的現象時，制度的設計方式會深刻影響它是被抑制、被轉移、還是被放大。[34]

首先，是「行政互動成本」與「信任」的問題。Donald Moynihan[35]等人在公共行政研究中提出「行政負擔」概念，指出民眾與政府互動時會承擔學習成本、遵循成本與心理成本；且這些負擔常常不是純技術問題，也可能是政策選擇的結果。[36] 這與您先前引用的意涵（制度若以大量表單、重複稽核、把責任外包給民眾，可能增加摩擦並誘發規避）在邏輯上可以互相對話：當「守法」的學習與遵循成本過高，部分人可能轉向灰色管道，或更依賴「看起來很快、很方便」的非正式資訊——而詐欺正善於偽裝成「更省事的捷徑」。這一點是推論，仍需在各國情境中用資料驗證其強度，但「行政負擔確實存在且能造成心理與行為後果」的基礎命題已有相當研究支持。[37]

第二，是「指標治理」與「反效果」的問題。CNA[38]的研究報告整理了「Goodhart’s Law」：當一個衡量指標變成被追逐的目標，它可能被操弄，進而損害原本要改善的系統效能。[39] 若把詐欺治理只化約為「案件數要下降」、「結案率要上升」等單一 KPI，而缺乏對受害者支持、平台責任、金融與通訊基礎設施、跨境洗錢鏈、與人口販運的整體處置，就可能出現「數字好看、但根沒拔」的風險。這不是說指標不好，而是提醒：治理若不對準上游結構，指標可能反而導向形式化與短期化。[40]

第三，是「人權與脅迫」的問題。INTERPOL[2]與 UNODC 都提到詐騙園區與人口販運、被迫犯罪之關聯；也就是說，詐欺的供給端不一定都是「自由選擇的壞人」，其實包含被騙、被困、被暴力脅迫的人。[41] 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社會只用道德辱罵或純刑罰想像去處理，可能會忽略「犯罪產業鏈」背後的強迫勞動與跨境網絡；反之，若以人權與公共衛生的眼光，才更可能把「受害者—被迫者—加害者」的灰色地帶分清，並設計更有效的斷鏈策略。[1]

經典與慈悲的歸結

您所引的「治國章第五十七」提出一個深刻洞察：禁忌愈多，民愈貧；利器與伎巧愈多，奇物滋起；法令愈彰，盜賊愈多；而聖人以無為、好靜、無事、無欲，使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樸。[42] 這段話若放進現代社會科學語境，可以慈悲地理解為：當治理方式過度依賴外控、繁複、與形式化，可能製造更多摩擦成本與規避誘因；相對地，若能降低不必要的摩擦、強化內在德性與信任，反而更接近「無訟」與「少詐」。這並非否定法律，而是提醒法律與行政應服務於「減少動機、減少機會、減少合理化」的上游設計。[43]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句話在經典中被保留下來，正好與「減少詐欺」的最高目標相呼應：理想不是把訟案審得再快，而是創造讓人「少起爭、少起貪、少起疑」的社會條件。[44] 把它放到今日語境，便是：不要把「報案多、救濟多」先視為麻煩；它也可能是一種疼痛訊號——提示制度摩擦、資訊不對稱、或信任崩塌已經累積。[45]

佛教與多宗教經典對「詐欺」本身，其實有共同的倫理底線：不妄語、不欺誑、不以不正當方式掠奪他人。以早期佛典為例，《法句經》對妄語與否認惡行的後果有明確警策；而《相應部》也提到「偽造秤量」等不正當交易的業報意涵。[46] 這些教誡的精神，並不是為了定罪他人，而是提醒我們：欺騙對「信任」的破壞，比金錢損失更深，因為信任是群體得以共生的根。[1]

若再從唯識的視角（以Vasubandhu[47]等論師所代表的瑜伽行傳統）來看，「欺騙」之所以能成立，往往是因為眾生在認知上容易把「表象」誤認為「實體」，把被操弄的訊號誤認為真實；因此修行所對治的，不只是外在行為，而是心識的轉化與去迷。[48] 而在淨土教法的語境中，對治之道又更慈悲地落在「無差別的攝受」：BDK 英譯本指出，第十八願中談到「具足信心而稱名」得蒙往生之保證；而《歎異抄／蓮如書簡》相關英譯亦出現「embrace all and forsake none」「being embraced and never abandoned」等語，強調阿彌陀的本願不以年齡、善惡作差別對待，而重在信心（shinjin）的安立。[49] 若以最謙卑的方式說：這提供了一種「面向行騙者也不放棄」的倫理可能——不是縱容，而是相信人心仍可被照亮、被轉向；並提醒防詐不應建立在仇恨，而應建立在智慧、界線、制度設計與慈悲的並行。[50]

在基督宗教中，「上帝愛世人」與「在我們還作罪人時基督為我們死」呈現一種先行的恩典與愛的敘事；這可成為社會修復與不放棄人的力量來源。[51] 在伊斯蘭傳統中，《古蘭經》勸人「不要絕望於真主的慈憫」，聖訓亦傳述「我的慈憫勝過我的忿怒」；同時《古蘭經》也直言警告「缺斤短兩的欺詐者」。這種「慈憫與警策並行」的結構，對防詐很有啟發：既要給人回頭路，也要清楚指出欺騙對群體正義的傷害。[52] 在印度教思想中，《薄伽梵歌》以「行其本分而不著果」教導人把行動從貪著與結果綁架中鬆開；這不必被理解為消極，而可理解為減少「以不擇手段追逐果報」的心理燃料（亦即降低詐欺能利用的貪與急）。[53]

綜合這些傳統的共同結論可以非常溫柔地說：詐欺增多的根本原因，常常是「貪、怕、急、孤」與「縫隙」相遇——人心的貪怕急孤，遇上制度與科技的縫隙；而要走向人間淨土與大同世界，就要同時修補人心與縫隙：以智慧守護、以制度減摩擦、以教育培德性、以慈悲不放棄。[54]

在「可較確定」的層次上，國際證據最支持的根因主要包括：詐欺愈來愈依賴 ICT、跨境化與匿名化；犯罪集團吸收 AI/deepfake 等新技術並產業化；詐騙園區與人口販運、被迫犯罪、洗錢鏈結合；受害者低報使真實規模被低估；金融素養不足者的受害比例偏高。[55] 在「仍需保留不確定、因地而異」的層次上，教育文化是否過度金錢導向、社會是否容忍說謊常態化、或貧富差距如何透過心理與制度路徑推升詐欺，都需要更細緻的在地實證才能定量確認；但它們作為「可能的上游條件」值得被謙卑地納入觀察，而不必先以指責語氣定論。[56]

末了，深深感恩一切願意守護誠信的人、願意揭露風險的人、願意支持受害者的人、以及願意回頭的人；也感恩閱讀至此的您。以上文字不敢言完美無瑕，僅為就現有可驗證資料與經典意涵所做之自我反思與自省；若有疏漏與不周，敬請見諒。願讀者仍以經典、善知識與自身實修印證，不必執著文字；願一切眾生離苦得樂、離詐得信，同行人間淨土、大同世界與彌賽亞時代。[57]

[1] [3] [6] [7] [10] [12] [22] [26] [34] [41] [54] [55] https://www.interpol.int/ar/content/download/21077/file/24COM005563-01%20-%20CAS_Global%20Financial%20Fraud%20Assessment_Public%20version_2024-03%20v2.pdf

https://www.interpol.int/ar/content/download/21077/file/24COM005563-01%20-%20CAS_Global%20Financial%20Fraud%20Assessment_Public%20version_2024-03%20v2.pdf

[2] [46] https://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dhp/dhp.22.budd.html

https://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dhp/dhp.22.budd.html

[4] [51]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3%3A16-17&version=NI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3%3A16-17&version=NIV

[5] [25] [32] [47] [50] [56] https://orca.cardiff.ac.uk/id/eprint/178141/1/levi-2025-human-institutional-political-and-technological-factors-involved-in-a-public-health-approach-to-frauds.pdf

https://orca.cardiff.ac.uk/id/eprint/178141/1/levi-2025-human-institutional-political-and-technological-factors-involved-in-a-public-health-approach-to-frauds.pdf

[8] [9] https://www.ic3.gov/AnnualReport/Reports/2024_IC3Report.pdf

https://www.ic3.gov/AnnualReport/Reports/2024_IC3Report.pdf

[11] [31] [33]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3/12/oecd-infe-2023-international-survey-of-adult-financial-literacy_8ce94e2c/56003a32-en.pdf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3/12/oecd-infe-2023-international-survey-of-adult-financial-literacy_8ce94e2c/56003a32-en.pdf

[13] [15] [38] https://www.unodc.org/roseap/en/2024/10/cyberfraud-industry-expands-southeast-asia/story.html

https://www.unodc.org/roseap/en/2024/10/cyberfraud-industry-expands-southeast-asia/story.html

[14] [29] [30] https://www.antoniocasella.eu/nume/Bandura_1999.pdf

https://www.antoniocasella.eu/nume/Bandura_1999.pdf

[16] https://www.unodc.org/unodc/frontpage/2025/April/cyberfraud-in-the-mekong-reaches-inflection-point--unodc-reveals.html

https://www.unodc.org/unodc/frontpage/2025/April/cyberfraud-in-the-mekong-reaches-inflection-point--unodc-reveals.html

[17] [18] [28] [36] [37] [43] [45] https://academic.oup.com/jpart/article-abstract/25/1/43/885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