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我們會認為，科學是客觀中立的知識，而由科學知識創造出來的科技物，亦是為我們所用的中性的工具，只是在人為誤用下才出現性別歧視的結果。儘管在各式各樣的生成式AI出現後，大多數人應該不再如此百分之百的確信，但其中究竟存在什麼議題值得我們重新思考或檢視，似乎尚未被廣泛的討論，以至於「性別化創新」作為當前推行的方法，對一般大眾來說還很陌生。
關於科學與科技的性別議題，我們很快想到一個顯見的現象是，進入理工科系、從事科學的女性遠少於男性。根據台灣最新的2026年性別圖像統計，從STEM領域畢業及從業的女性，比率雖穩定成長，但仍未達三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6：33）。就女性主義學者Harding看來，這個「女人的問題」所反映的，其實是一整個「科學的問題」，科學訓練或知識體系如何再製性別不平等、排擠女性的參與，乃至於上升到「知識的議題」。怎樣算是科學或科學的問題？什麼問題被優先處理？為了誰的利益？這些都是性別權力展現的結果。總的來看，我們可以拆解成「參與」和「知識」兩大面向來討論（蔡麗玲等，2018：300）。
從「參與」面向來看，女性參與率低的原因很大程度受性別歧視的影響。無論古今，皆可見某種「男女大不同」的論述。如專指女性發狂、無法自制的「歇斯底里」症，來自古人認為未懷孕的女性，其子宮（希臘字Hesteria）會乾枯因而在全身漂浮，漂浮到腦部時便產生情緒不穩的症狀。同樣將女性生育特質與腦部功能（理性能力）對立的說法，也在十九世紀歐洲出現，主張女性如果太用功、用腦過多，將喪失哺育能力。又或者光憑顱骨大小，斷定頭蓋骨較小的女性智力低弱，不適合受教育。這些如今看起來荒謬的說法，在當時可都是奠基在科學基礎之上，鞏固了特定的性別偏見。而在近代，經典的「男女大不同」則以「腦功能側化」為基礎，生產出一系列「男理工、女人文」的歧視性論述。而在台灣知名的論著之一，為2000年翻譯引進，轟動一時甚至在2005年再版的著作《腦內乾坤》。該書由美國記者撰寫，在美國出版旋即遭受不少生物決定論的批評，然而翻譯到了台灣，卻在知名譯者的大力宣揚、演講與加持下大為風行。其影響力甚至成為大學通識課的教材，或是在教育界檢討會議裡的女性代表不足時，為理工教授用來引經據典，說明高階主管較少女性是因為「男女有別」。
面對大腦決定論的說法，蔡麗玲（2008）便指出「男女大不同」的演講裡有不少邏輯矛盾。首先以「用進廢退」說明人的能力發展，接著又話鋒一轉主張男女大腦有別，兩性有不同的適性發展。在社會建構論與生物決定論並存的矛盾論述中，聽眾較易接受的往往是符合社會刻板印象的後者，即性差異論述，換言之：
知識推廣並不完全決定於知識的專業內容，而與它是否符合了大眾根深蒂固的刻板認知，或者能夠投讀者所好有關，也與推廣者的學術與社會位置有關。學術因而與權力、政治無法分開。（蔡麗玲，2008：22）
《腦內乾坤》譯序裡亦存在不少令人質疑的論述，例如，第一版譯序〈透視性別差異〉裡斷定「同性戀是天生的」，主張其形成是因為在胚胎轉變時期，賀爾蒙分泌過多或過少而產生「偏差性行為」。然而前面又提到「同性戀的腦跟女性比較相似」，如此看來，豈不是說女性跟偏差性行為是比較相似的？（蔡麗玲，2008）
早在1986年，女性主義者Ruth Bleier便指出學術如何不斷累積性差異論述，以〈性差異研究：是科學或信仰？〉一文來回應在六七Ｏ年代廣受歡迎的「左右腦專門化的性別差異」科學。這也就帶出「知識」面向的討論。Bleir質疑這些貌似「中立客觀」的「科學」的研究，事實上反映了研究者本身的社會文化偏見，特別是關於性別的偏見（蔡麗玲，2008）。Bleir認為「腦袋決定論」之所以成為典範，起於對生物性差異研究的高度興趣（為何如此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一些科學家在缺乏嚴謹考察的情況下，生產出證據不足的的性差異論述。而這個仍是在科學領域裡的產出，又繼續被視為「科學」研究的結果，被拿來引用作為證實假設的依據。上述過程一再重複，就像兩面鏡子製造無限的幻象（蔡麗玲，2008）。
Bleir舉出具性別偏見的科學研究作為實例。例如，以腦功能側化為基礎的「男人理工優於女人」論述，事實上正反兩方的研究數量不相上下。而在不少腦功能側化研究中，Bleir更發現單一性別內的變異性較性別之間的變異性要來得大，卻被忽視；而同樣被忽視的，也包含影響研究結果的重要因素，如動作熟練度、注意力、動機、記憶的持續時間和一般的習慣等等。此外在腦功能的詮釋上，女性左右腦並用、男性主要依賴右腦，卻被詮釋為男性腦「側化」較完全，而非缺乏統整能力。另外還有許多生物決定論的荒謬例子，如T的手指較長、娘的腦下丘較小等等。除了以上Bleir整理的案例，我們還可以在生物學、醫學、動物學裡看到科學知識裡的性別政治。
例如，過去生物教科書將精卵相遇描述為「強健的精子」碰上「等待精子的卵子」，服膺性別刻板印象的腳本（Martin, 1991）。或是許多藥品以公鼠進行實驗，將男性代表全人類。又如公猩猩被描述為掌管一群母猩猩的統領，象徵其優越地位，但為什麼不是解釋成單一公猩猩只是這群母猩猩用來繁衍後代的媒介，誰能成為媒介、何時該替換，是由一群母猩猩所決定的。
討論至此，我們又該如何避免科學裡的性別偏見，避免邊緣化弱勢群體、再製性別不平等？近幾十年來提出的「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提倡科技研發的過程中，要納入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才能促成科學技術與知識的革新。其分析範圍包含科技研究主題優先性、研究對象選擇、機構安排與文化、語言與理論架構重整等（蔡麗玲，2018：301）。至今，性別化創新亦有不少實例（參見性別化創新網站），如過去以男性為中心的心臟病診斷標準，或過度以女性為標準的骨質疏鬆診斷，常造成其他群體的誤診或診斷不足，性別視角幫助我們積極建立更多元的風險模型。
綜觀討論，可見性別與科技事實上是緊密依存、相互形塑。科技不只是為人利用的單一物件，亦使人得以特定方式操作的配置物。而這個「使用者配置」，其行動可能包含界定、賦能、限制、再現、加強、控制等等，且受特定社會文化與權力關係影響（蔡麗玲，2018：303）。我們當留意科技物是為了什麼目的？為了誰而產出？又如何使該使用者「行動」？如針對女性身高設計的流理台一方面加強「女性應該煮飯」的腳本，另一方面亦限制了男性的行動。最後，在推行性別化創新的過程中，我們亦當檢視該科技是否只是「女性化的科技」，反而隱蔽了背後真正的問題。例如日本曾於1980年代後期推出一款自動化的婦產科內診台，由機器操作，讓女性免於自己張開腿的尷尬，看似解決「尷尬」的問題，但「為什麼尷尬」卻未被探問，我們真正該關心的，是如何更好的溝通，或加強隱私設計，讓女性在整個過程中更自在。
註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https://gec.ey.gov.tw/Page/8996A23EDB9871BE
- 蔡麗玲、王秀雲、吳嘉苓（2018）。性別與科技。收錄於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 別向度與台灣社會（第三版）（頁297-318）。台北：巨流。
- 蔡麗玲（2008）。從性別平等教育觀點看「男女大不同」的謬誤與危機。性別平等 教育季刊，42，20-27。
- 蔡麗玲（2008）。「男女大不同」是科學抑或信仰？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2，3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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