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47-1353年間，歐洲遭受史上最具災難性的瘟疫──黑死病(Black Death)的侵襲。這場瘟疫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使歐洲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在某些城市，死亡率甚至高達80%。在農村地區，黑死病造成嚴重的勞動力短缺。隨著農村經濟的崩潰，整個村莊遭到拋棄。在許多地方，耕地遭到棄置，逐漸重新被森林、灌木叢與野鹿重新佔據。鑑於近幾十年來人類對自然造成的負面影響已被廣泛報導，我們或許會認為這種席捲整個大陸的「重新野化(rewilding)」會促進生物多樣性的繁榮昌盛。然而，我們發表在《生態學通訊(Ecology Letters)》期刊上的一項最新研究卻顯示一個可能與直覺相反的結果：當歐洲人口驟減時，植物生物多樣性也隨之急劇下降。
從湖泊與泥炭沼澤沉積物中提取的沉積物岩芯中，保存著化石化的花粉顆粒，它們蘊含著數千年前植物群落的資訊。我們利用歐洲各地100多個化石花粉記錄的資料，來研究黑死病前後與期間的植物多樣性變化。
花粉資料顯示，在公元元年至1300年間，歐洲的植物多樣性持續增加。這種增長趨勢經歷西羅馬帝國(Western Roman Empire)的興衰，並延續到中世紀早期。到了中古盛期(High Middle Ages)，生物多樣性達到顛峰。
然而，到了1348年，歐洲遭受瘟疫侵襲，植物生物多樣性在此後大約150年間急劇下降。直到一個半世紀後，才隨著人口的恢復與農業的復興，植物多樣性才開始回升。
我們發現，植物多樣性損失最大的地區，往往是土地棄耕最嚴重的地區。透過比較不同地區在黑死病期間土地利用變化與生物多樣性變化的模式，我們發現，在棄耕地區的生物多樣性急劇下降；而農業持續發展或保持穩定的地區，生物多樣性則有所提高。
我們的研究表明，兩千多年來歐洲生物多樣性的成長並非與人類無關，而是人類活動所促成的。但這是為什麼呢？如今，土地被開墾為農田，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我們又能從中汲取哪些經驗教訓來管理生物多樣性？
在公元最初的1300年間，人口成長與技術創新推動農業活動擴展到先前未開發的土地。與如今以單一作物種植為主的農業模式不同，在過去兩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混合農業系統才是主流。在整個歐洲，一個由多樣農田與農業方式組成的網絡遍布各地，農地之間通常被樹林、粗放牧場與未耕地分隔開來，這些區域往往被樹籬或樹木環繞。
這種結果是形成了斑塊狀的景觀，為不同植物物種的生存提供大量的機會，因此生物多樣性很高。
當黑死病透過減少人類活動破壞這種景觀。其結果是景觀斑塊減少，植物多樣性整體下降。只有當大規模農業恢復後，生物多樣性才得以恢復。
人類其實可以促進自然
這些發現對那些倡導消除或減少人類對歐洲景觀影響，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政策提出了挑戰。
其中一項政策舉措是「重新野化」，許多人將其視為實現生物多樣性未來的途徑，讓大自然擁有繁榮發展的空間。然而，歐洲許多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都擁有長期低強度混合農業的歷史。將這些人類塑造的景觀「重新野化」，反而可能破壞自然保護主義者努力保護的生物多樣性。
我們發現的人類與生物多樣性之間長期正向關係，並非歐洲獨有的現象。數千年來，人類與大自然的互動促成了全球生物多樣性水準的提升。多樣化的文化生態系統的例子包括太平洋西北地區(Pacific North West)的森林花園(原住民耕作的森林)、日本的里山(Satoyama，山麓地帶稻田與林地交錯的低強度混合系統)，以及夏威夷的阿胡普阿(Ahupuaʻa，利用不同山坡地段種植多種作物)。
現代集約化農業實踐已造成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大量喪失。然而，我們對黑死病的研究結果並結合其他眾多案例，卻顯示人類與自然並非必須保持分離，才能保護與促進生物多樣性。事實上，將景觀視為文化生態系統，或許有助於我們構想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共同繁榮的未來。
數千年來，傳統的低強度土地管理方式孕育了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如今，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鼓勵採用這些方式，以保護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
期刊資料：《生態學通訊》
https://phys.org/news/2026-03-black-death-counterintuitive-effect-huma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