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殖民地的「借居」與「冷漠」政策
香港人常被詬病「沒有國家觀念」，這似乎成了近年來社會爭論中的一條「標籤」。但如果我們翻開歷史的課本，看看過去一百多年來，香港教育體制究竟是如何塑造這代人的認同，我們或許會發現，這並非單純的「觀念缺失」，而是一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結構性缺席」。
1841 年，香港進入了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西式教育隨之引入。從 1862 年中央書院（孫中山先生的母校）成立，到 1903 年公共教育體系確立，這段漫長的歲月中，港英政府對教育的邏輯其實非常「實務」。對於當時的殖民者而言，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養管治人才與社會精英，而非為了形塑什麼「國民」——畢竟，那時候的香港，本就是一個為了貿易與避險而存在的「借居地」。
二、動盪年代的防禦機制——「去政治化」
進入 20 世紀初，中國內地風起雲湧，從省港大罷工、五四運動，到抗日戰爭，每一次歷史地震都直接撼動了香港。當時的港英政府看在眼裡，極度擔憂這種民族主義思潮會湧入香港，威脅其穩定的管治。
為了應對這種潛在威脅，港英政府採取了一種高明的防禦策略：在學校引入「公民科」。政府希望透過這些課程，過濾掉激進的政治論述，將學生引導向更溫和、甚至「政治冷感」的方向。這種「去政治化」政策，一直持續到 1967 年六七暴動前。在那個時期，教育體制的核心價值是「功利現實主義」——只要社會穩定、經濟增長，你不需要過問政治，更不需要思考國族認同。
三、六七暴動——「去中國化」與本土身份的轉捩點
如果說 67 暴動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那麼它在教育上的影響，就是「本土身分建構」的正式開端。
當時暴動的背景，除了香港社會積壓的不滿外，很大部分是受到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思潮的直接衝擊。當左派勢力動搖了英政府的管治權，港英政府意識到：光靠經濟手段改善物質生活是不夠的，必須在「精神層面」做文章。
於是，一套精密的「軟政策」上線了。政府不僅持續推動「去政治化」，更悄然啟動了「去中國化」。課本與文化宣傳開始強調「香港人的獨特性」與「優越感」，試圖把香港人從對中國的認同中剝離出來。
這招非常奏效。隨後 80 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正式進入「回歸前夕」。學校教育開始加入西方民主、自由、權利的價值觀教學。在那個年代，香港擁有比內地更富裕的經濟體量，流行文化更是橫掃大中華地區。這種經濟與文化上的優越感，讓「香港人」這個身份，徹底與「中國人」產生了疏離。在那個時期的教育與社會氛圍中，「大陸人」被建構成了一個對立的「他者」。透過對這個「他者」的歧視與區分，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被一次次加固。
四、回歸初期的「歷史錯位」與改革缺失
時間撥回 1997 年，當香港正式回歸中國，面對主權移交與新時代的來臨，教育改革勢在必行。2000 年，特區政府推出了極具雄心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書》，強調「終生學習、全人發展」。
然而，這份涵蓋幼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龐大計畫，卻有一個致命的盲點——整份檔幾乎沒有觸及「國民身份認同」的問題。
這並非單純的疏忽，而是特區官員在回歸初期，依然沿用了殖民時期「去政治化」的慣性思維。他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百多年來殖民教育所建立的本土意識，已經讓香港學生對「國家」產生了深度的陌生感與「他者化」心態。這種根深蒂固的心理結構，絕不是單純的換旗、唱國歌就能在短時間內扭轉的。
直到 2007 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香港時提出了「重視青少年國民教育」的要求，特區政府才驚覺，這一塊歷史遺留的「認同空洞」，已經成為治理上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從此，香港教育進入了一個從「被動防禦」轉為「主動建構」的實驗期。
系列預告——接下來系列二，我們將進入這個複雜的教育實驗室，深入探討回歸後香港那些隨之而來的政策：為何「通識科」會成為必修必考的爭議戰場？「普教中」與歷史科改革又承載了什麼樣的政治期許？而那個最終擱置的「國民教育科」，又為何會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