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修伯里在《小王子》的開篇，寫了一個六歲的孩子。
那個孩子畫了一條蟒蛇，正在吞噬一頭大象。他興奮地把畫拿給大人看，大人卻說：「這是一頂帽子。」
沒有任何一個大人，看見那條蛇。看見那頭象。看見那個孩子，其實想說的是什麼。
大人們語重心長地建議他，把畫收起來，去學數學、地理、文法——去學有用的東西。
於是，他放棄了。
「於是，我放棄了一個光輝燦爛的畫家生涯。」
聖修伯里寫這句話的時候，語氣是平靜的，平靜得有點令人心疼——那種平靜，不是真的想開了，而是那件事已經壓得太深，連悲傷都慢慢失去了輪廓。
我第一次讀到這裡，沒有特別的感覺。
直到後來，我才明白，我早就認識那個六歲的孩子。
只是他不住在星球上。他住在屏東，國三，坐在一間午休時間偷偷開著的美術教室裡。
在我青少年時期，我有個學習美術的渴望。
現在回頭看，我或許不是天生善於創作的人。當年對美術那股近乎執拗的執著，細想起來，或許不純粹是才華在驅動——更多的，是因為在那裡，我能得到難得的肯定，能感受到一種別處給不了我的快樂。甚至，那也可能是當時的我，唯一能為自己做的一件事。
常幻想著有一天能成為漫畫家——現在想起來，確實有些荒謬。但當年那個少年，是真心憧憬過的。那不是說說而已，那是他握在手心裡、捨不得鬆開的一件事。
國三那年，大家都埋頭準備升學考試，我也是。但我更多的時間，花在術科練習上。輔導主任葉富雄老師，為了幾個有意報考高中美術班的學生，特地開了間教室，親自指導。我利用中午午休、或非主科的空檔，悄悄跑去。我的術科底子很薄，不過自學過素描和一點書法，水彩與國畫幾近於零。但我仍然火熱著，像握著一根燒到底的仙女棒，不肯放手。
我以為家人會支持。
我父親的反應，讓我直到現在都還記得那一瞬間空氣凝固的感覺。他的憤怒來得又快又猛，像一堵牆，沒有任何預兆地砸下來。那不是一般的生氣，是那種會讓整個家都安靜下來的憤怒——碗筷停了，電視聲沒了，連空氣都不敢流動。
他的聲音很大，大到鄰居聽得見，大到我的腦子裡一片空白：
「以後是要去畫看板嗎？會餓死。」
他說這話的時候，臉上帶著一種近乎嘲弄的表情，好像我說的不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笑話。一個蠢到不值得認真回應的笑話。他的手指指著我，那個動作我記得很清楚，像是在定罪。咆哮聲一波接著一波，我站在那裡，腦子裡其實有很多話——讀美術不能考大學嗎？這不衝突啊——但那些話全部堵在喉嚨裡，一個字都出不來。
因為在那個憤怒面前，一個孩子的邏輯是不存在的。
他說這句話的語氣，和《小王子》裡那些大人說「這是一頂帽子」的語氣，說的其實是同一種語言——那種語言不是惡意，甚至可能摻著某種扭曲的愛，但對一個孩子來說，那語言的意思只有一個：
你看見的東西，不算數。
我靠著攢下買早餐剩下的零錢，一點一點購置的畫具、書籍，還有我珍藏的漫畫——全被他撕毀丟掉。他要我好好讀書，考大學。我心裡困惑：這不衝突啊，讀美術不能考大學嗎？
但那困惑，我不敢說出口。
聖修伯里說：「大人自己從來無法理解任何事，對孩子來說，要一遍又一遍地解釋，實在令人精疲力竭。」
是的。我很快就明白，解釋是徒勞的。
他的眼裡燒著怒火，像我做了什麼罪大惡極、讓祖先蒙羞的事，逼我跪在祖先牌位前懺悔。我難過極了，但我仍不想放棄。
我瞞著父母，報考了當年才成立第二屆的屏中美術班。
我知道家人不會答應。但我仍想為自己拚一次。那個孩子是真實存在過的，他值得一次機會。
考完試的隔天，我爸就知道了——因為有記者來採訪，我被拍了下來，登在報紙上。他的憤怒鋪天蓋地。鄰居、親戚、長輩，所有人都跟著數落我，說我不孝，罪大惡極。
他透過關係，聯絡上屏東中學的教務主任，強押著我走進那間辦公室，讓我當面道歉，說我沒有要讀美術班。
那天辦公室裡窒息的空氣，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模糊的視線，自己的心跳聲，還有某種我無法命名的東西，在那個房間裡，永遠地死掉了。
登記學校那天，迎面走來一個同學，興奮地對我說：
「你怎麼才來？你快去登記，剛剛美術班那邊有叫到你的名字，第四名耶——恭喜！」
我有點開心。我被肯定了。
但我更多是難過——因為「第四名」這個消息，我永遠沒有辦法去證實。而且，有一個我必須稱他為「爸爸」的人，正惡狠狠地瞪著我，像要把我給吃了。
後來，我吊車尾考上了屏中，編入後段班。
上了高中，我天真地以為，還可以用自學的方式繼續走向那個夢想。但一次又一次的打壓、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沒有任何人支持。一個孩子站在大人面前，能有什麼話語權？
我看著以前一起學畫的同學不斷進步。我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我越來越無力。
有一天午後，我站在學校的文化走廊，看著展出來的畫—那是同學的畫。眼眶裡的淚水開始打轉。我強忍著，不讓它落下，自以為瀟灑地轉過身，找了個沒有人的角落，獨自舔舐自己的傷痕。
就在那一刻，我告訴自己：放棄吧，不要再想了。
從此，那個孩子就停在那裡。
《小王子》裡，敘事者在長大後，每當遇見一個看起來思維清醒的大人，就會把他六歲時畫的那張畫拿出來試試。他想知道：這個人，是否還記得自己曾是個孩子？
但他每次都失望。
於是他就談天氣，談橋牌，談政治—那些大人喜歡的話題。那個六歲的孩子，就這樣，被他自己，一點一點地，藏起來了。
我也是。
整個人像飄在太空中，失去動力，也失去支撐。空空的，撐著一副大人的模樣繼續往前走。
我仍然愛看漫畫。尤其是《灌籃高手》。
《灌籃高手》裡有個叫三井壽的人。國中時他是天才，全國MVP，用整條命去愛籃球。有個教練認真地告訴他：「只要努力，你可以成為全國最強。」
後來他受傷了。在漫長的等待裡，他以為自己被放棄了。
於是他留了長髮，混了幫派，帶著人衝進體育館——不是別人的體育館，是籃球社的體育館。他砸的，是那個還在裡頭哭泣的自己。
然後有一天，安西教練走了進來。
他看見教練的那一刻，所有的盔甲在一秒之內碎掉。他跪下來，哭著說：
「教練，我想打籃球。」
看到這一幕，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根本攔不住。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我哭的不是三井壽。
我哭的是那個走廊上的孩子——那個強忍著沒讓眼淚落下、自以為瀟灑轉身離去的孩子。他心裡也有一句話。一句從來沒有機會說出口的話。
就像《小王子》裡的敘事者，那張畫沉進了口袋，壓進了沉默，久了，連自己都要忘記那張畫畫的是什麼了。
只是，三井壽的故事裡，安西教練走進來了。
《小王子》的故事裡，小王子出現了。他不需要解釋，他直接就懂那幅畫畫的是一條蛇，不是一頂帽子。
而那個走廊上的孩子—
沒有任何人走進來，接住他。
所以那句話，他一直壓著。壓到後來，連他自己都快忘記，那句話究竟是什麼了。
從此，他不曾再有過夢想。
或許是不敢再去擁抱，或許是真的再也找不回當年那股執著。他羨慕有夢想的人，甚至會想要去支持那個有夢想的人—因為他知道那份心，那份他曾經握在手心裡、如今卻再也尋不回的心。
「好吧，」他對自己說，「支持別人的夢想，或許就是我的夢想了。」 他站在走廊，望著那片屬於十六歲的天空，自詡豁達。 但說穿了，那不過是他對自己最深的嘲諷。 或者說—是放棄。 只是這個放棄，穿著一件看起來很體面的衣服。 就像談天氣、談橋牌，聽起來也很像一個大人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