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始於明治維新，在這樣的政治變局以及革新之下，過去的天皇文化被視為穩固國內門閥勢力以及階級流通的鑰匙。
也因為如此，導致了民間的集體意識與國家種族認同建立在一種宗教意識上，帶有些許精神信仰與追求的心態，使得這份信念跨越陰陽兩界，對於現實的國家運行以及人民的精神寄託有著高度的合一性，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外來宗教勢力以及新興教派對於國家的思想牽引。在這樣的民族性薰陶之下，社會展現出以下特徵：
一、 國民性的集體心理矛盾
- 精神的極端釋放與空虛：允許精神上的脫序行為，不光僅停留在思想層面，更可以付諸行動。哪怕有多荒唐或超脫世俗法規的事情，即便是觸及了人性黑暗面或者是極度刺激感官的程度，但同時也存在著激情過後的空虛感，以及受到他人的冷漠與排擠。強勢外殼下的脆弱自尊：擁有相當強勢的心態，但當自身引以為傲的事物或專業被他人推倒捨棄、無法再創造話題正當性時，旋即會方寸大亂，心態瞬間崩潰。即便外表與常人無異，日常生活中也將陷入人云亦云、如同浮游生物般的狀態。同儕間的集體審查：在意同儕間的交流互動，希冀延伸為共同追求的理想；同時對於越是容易觸及個人核心利益的族群，會以放大鏡檢視甚至帶有攻擊性的批鬥，爾後再表現出極度柔軟、細膩且周全的順服姿態。
二、 社會對「個體性」的撲殺與收編
- 對「刺頭」的又愛又恨：順暢的協同合作是表面共識，但那些張揚個性的「刺頭」才是讓人們又愛又恨的存在。這類人被認為更接近「神性」，具備撼動國家意識的動能，但社會風氣並不容許，認為其會引發極端情緒，反而容易被社會運作機制撲殺。階級通道的封閉：本質上將人民作為澆灌門閥的養料，或者從中「選優」——找到尚未被撲殺的刺頭加以栽培。這進一步將平民向上晉升的通道「焊死」，讓努力攀爬的人在漫長歲月與顢頇遲緩的行政干預中消亡。
三、 財閥、政治與官僚的權力三角
- 財閥的社會維穩責任：日本財閥對新創科技的適應力偏低，更多是承擔社會秩序安定的責任，鮮少有自內而外的改革。中小企業在國內缺乏茁壯土壤，若要發展新模式，往往更仰賴海外市場。新興宗教與黑手套：財閥世家族長權力極大，部分子弟為遠離家族或進行抗爭，會轉向新興宗教，或擔任政壇與財閥間的「黑手套」。新興宗教也成了部分平民對國家主體信仰拒不配合的避風港，甚至成為繞過行政系統向政治人物輸血的方式。政商孿生與官僚掣肘：財閥與政治深度綁定，政策往往是為財閥延續舊有企業生命，而非發展新創。而官僚系統則像橫亙其中的巨石，雖然無法撼動根本，但其運作卻為中小企業與科技研發提供了一絲可能性，甚至在特定情況下與政治人物相互掣肘。
第一周天
1. 混亂與僵化的開端（1868年4月－1888年4月） 在1868年4月至1878年4月，屬於日本政壇因對外國家紛爭而引發的混亂期。也因為過快地增加整體國力以及轉型，激進的政府策略造成動盪，除了導致民間的反感與活力，同時也在快速地消耗財閥勢力的資源。此舉屬於揠苗助長，直接抑制了往後財閥世族在商業上靈活柔軟的身段，也使企業體陷入僵化，從此與國家機構深度綁定，化身為戰爭機器的一環。
直到1875年5月到1876年10月間，民間與政府的矛盾已經達到最高點；1876年10月到1878年4月引發了更極端的國家風暴。這樣的風暴延續到1888年4月後，才讓政府地方機關與財團逐漸從善如流，逐漸恢復階級流動性。
2. 強權統治與黑手套滋生（1878年4月－1885年2月） 在1878年4月到1885年2月間，政權的動盪與政令更改替換、以及政治人物因極端強權的作為被暗殺以及非正常死亡是常態。同時，與國外勢力征伐的矛盾雖然增長了國民生產力與國家經濟，但是民眾普遍生活水平低下且極度壓抑。同時官僚勢力與財閥進一步壟斷民間不同型態的行業發展甚至生活作息，並且滋生官僚與財閥之間、棲息於政界的「黑手套」。
3. 近代雛型與政治絕緣（1888年2月－1900年7月） 至1888年2月到1900年7月，近代日本社會的雛型誕生，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橋樑藉由企業商社重新搭建。同時也有更多民間人士藉由商社作為晉身通道的跳板，能夠脫穎而出，並且以自身作為主體自由意志在部分限制之中發表言論。然而，對於參與政治的表現反而比想像中冷淡，甚至帶有排斥心理，天然地保持絕緣狀態。
4. 國家號召與反戰壓制（1900年7月－1904年5月） 然而在1900年7月開始，無論是財閥世族的威逼利誘，或者是基於國家的神權信仰，民間逐漸響應號召成為對外戰爭的「正義之師」。過程中就算有反戰人士挺身而出，想要藉由刺殺政治人物平息對外紛爭，最終也在官僚系統與財閥世族的壓制之下銷聲匿跡。而其中更大的原因是因為民間環境也不接納，因此在1903年2月到1904年5月間這一小段時間線的活躍期之後就被撲殺。
5. 戰爭狂熱與階級躍升（1904年5月－1908年4月） 在1904年5月開始，全國上下都捲入不可逆轉的精神狂熱以及戰爭機器的運轉當中。尤其是在1905年9月到1906年12月間取得重大的海外資產，並且在1906年12月藉由財閥企業的支持以及政府授權，更多的民間百姓得到階級躍升，這一切持續到1908年4月。
6. 運轉疲乏與內需危機（1908年4月－1911年5月） 從1908年4月到1911年5月，隨著國家機器全速運轉後的疲乏，以及全國上下充斥著欲求不滿而求而不得的焦慮，在1911年5月開始產生明顯的情緒低潮期以及國家政策陷入欲振乏力的困境。因為對外侵略而導致的民間經濟僵化，使得內需消費經濟、以及商業、科技研發不足的問題浮上檯面。民間生產力伴隨著喪失新創企業發展的可能性，以及直接的消費能力縮減，使得階級矛盾再次醞釀。
7. 經濟泡沫與資源搜刮（1912年12月－1931年4月） 日本政府在1912年12月開始對於海外戰爭資產釋出更多認股或融資借貸等商業投資機會，鼓勵企業商社有更多的資產擴張機會，並且更把重心放在海外戰略資源的建設與生產。但在1920年12月開始，財閥商社主導的海外投資更像是為國內市場製造更大的經濟泡沫，並在1922年9月開始引爆。最終在1931年4月，也淪為被政府好戰派作為資源不足時大肆搜刮的目標。
8. 好戰派奪權與理想幻滅（1931年4月－1934年4月） 日本軍事好戰份子在1931年4月成為政治的實質代表，任何冷酷無情的行為表現都被衍生為崇高的精神理想。而這樣的理想要延續，只能將國民的生產力以及民間經濟填補，在1932年4月達到最高峰，但也僅延續到了1934年4月，爾後轉為財閥商社，乃至於政府官僚也蒙受其害。
9. 資源枯竭與偃旗息鼓（1938年4月之後） 在1938年4月國內民間資源已經枯竭之後，到最後海外掠奪而得的戰略資源也消耗一空。最終好戰份子徹底被國家主動分離出來，切斷所有可提供的軍用資源後偃旗息鼓。
第二周天
1. 體制過渡與外部鬆綁（1944年9月－1947年7月）
日本政治體系從1944年9月起，從根本意義上拔除了軍事好戰份子及軍備發展。經歷政壇過渡期，國家敘事從武力擴張轉向精神文化發散。由於外部勢力干涉與基地進駐，原有的宗教皇權與政治綁定架構選擇讓位。1943至1944年間的權力空窗期曾使國家陷入停滯，但藉由保存下來的官僚體系與官商兩棲份子（由走私轉向公開）的奔走，外部勢力自1944年9月起鬆綁了經濟與工業限制。1946年2月注入經濟活水後，國族意識興起對外部勢力的崇拜，並於1947年7月達到巔峰，甚至使部分人捨棄了過去的皇民思維。
2. 財閥削減與官僚轉向（1948年12月）
針對財閥世族壟斷的商業環境，在1948年12月遭到大力削減規模。同時，部分擔任「黑手套」的灰色產業獲得了明確的授權與承認。官僚與企業體的關係進一步深化，導致企業內的官僚人員從原先的「監管者」轉向為「協助永續發展」及「尋找商業活水」的單位。
3. 全球接軌與網狀管理（1950年5月－1953年4月）
民間經濟自1950年5月起與對外經濟接軌，激發了企業商社與專業人才出人頭地的機會。1951年11月外部勢力將主政權歸還日本，國家事務更貼近地方發展，體系從中央集權轉為各地方單位代表的「官僚網狀管理」。日本自1953年4月起進入快速發展期。
4. 行政效能與黑手套的擴張（1956年9月）
1956年9月，公部門官僚系統集結民間專家建言與產業趨勢，加大海外貿易與投資。然而，作為黑手套的門閥分支與新興宗教勢力也在此時迅速壯大，甚至一度干預日本皇室的正統文化。
5. 心理防線崩潰與「下剋上」反彈（1975年7月）
新興宗教與門閥分支對國民心性的影響在1975年7月達到鼎盛。源於對武士階層與軍國官僚遺留的恐懼，民族性的壓抑找到了宣洩出口。部分被正常上升通道排擠的人士藉勢利用，導致門閥世族與官僚系統勢力重新洗牌。所謂的「下剋上」民族性，正是極度壓抑後的反彈心態。
6. 行政中立的喪失（1979年5月）
1979年5月，門閥世家與企業商社真正撼動了政治走向。行政官僚體系在民心所向與企業財閥的輿論壓力下，更加依附於企業體本身，幾乎喪失了行政中立。
7. 商業戰爭與泡沫生根（1975年4月－1979年5月）
1975年4月起，日本開啟了以財閥商會為首的對外商業戰爭。儘管經濟膨脹與生產力躍升，但本質上缺乏劃時代的科技突破，泡沫經濟的種子已然發芽。同時，脫離皇權文化的心理枷鎖在有力人士的推波助瀾下，於1979年5月開始製造撼動政局的紛爭。
8. 主權喪失與外部再干涉（1983年4月－1987年12月）
1983年4月至1987年12月，政府官僚系統迅速喪失主權。泡沫經濟的崩裂跡象早在1984年10月便已顯現。往後在1987年12月，外部國家勢力重新干涉，才使政商體系的權力從擴張轉為收縮。
9. 泡沫崩潰與創造力凋零（1992年9月）
1992年9月發生的經濟泡沫崩潰及新興宗教恐怖活動，本質上是行政系統喪失了對財團門閥的制衡。財閥掌握輿論與訊息流，將資源轉向海外，並憑藉官僚勢力為企業利益開路。國內民間創造力因泡沫破裂受創，此狀態延續至今。
10. 人才斷層與學界脫軌（2004年7月－2010年4月）
2004年7月後，門閥世族在海外資產的優勢隨國內人才凋零而褪色。尤其在2010年4月以後，企業財閥與國內人才的連結幾乎斷開，業界與學界儼然脫軌。
11. 民間信任的全面瓦解（2013年4月－2016年4月）
從2013年4月到2016年4月，平民百姓對企業財閥的依賴心理基本歸零。2016年以後，大眾對於財團扶持的政治勢力深感反感，將其視為泡沫經濟的幫兇，同時也加劇了對傳統天皇文化的漠視與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