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澳洲於 2025 年 12 月中開始正式實施「青少年社群禁令」以來，包含馬來西亞、法國與英國等國也正在考慮效仿。支持者認為，青少年前額葉未發展成熟，行事衝動，所以要透過禁令保護他們。

我傾向認為，越早接觸媒體、越早接受引導，越能建立穩固的媒體識讀能力。政府與平台可針對青少年採取更嚴格的監管與演算法設計，同時要求使用須在監護人或師長知情、陪伴與對話下進行。

Mariia Shalabaieva on Unsplash

實施禁令會遇到哪些問題？

BBC 指出，交友平台、遊戲平台並未被列在禁止名單中，而這些也都是有心人士接近青少年的管道之一。在禁令實施前，其他社群平台下載量暴增，下載 VPN 的人數也增加。而在禁令正式實施後，許多青少年依然能夠申請假帳號。也有人擔心 AI 機器人如今已成為青少年主要互動對象，其對青少年的影響並不亞於社群平台，這類互動在平台之外發生，更凸顯管制無法從源頭改善識讀能力。

Creative Christians on Unsplash

從政策實務來看，禁令本身也並不完善。即使禁止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他們依然能找到替代軟體，也會有企業看上這塊缺失的市場。當他們習慣使用這些平台，等到他們獲得了使用主流平台的「許可」時，或許也對這些「老人才用」的平台興趣缺缺。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平台禁令只會促成新的平台生態，讓年輕族群對主流平台失去興趣，使管制目的失效。

實際案例也證明，禁令造成的替代效應比預期更強。2025 年初，美國 tiktok 暫停服務，卻沒有真正阻斷美國青少年對中國社群平台的依賴，反而出現大量「tiktok 難民」湧向小紅書。此一案例足以說明，禁令不會阻斷人類對社群平台的需求，反而轉向非主流、管制少的場域。

Collabstr null on Unsplash

年齡認證也會出現缺失。科技公司也表示，使用 AI 工具辨識年齡會出現誤差，尤其是應用在非白人的群體時會有更嚴重的偏差，因此主張社群平台不該負責檢驗使用者年齡。

即使進展順利，青少年如大人們所願，真的等到法定年齡才開設第一個社群帳號，他們可能反而因缺乏逐步累積的使用經驗，而像「劉姥姥進大觀園」，在缺乏安全感與判斷基礎的情況下進入複雜的數位世界。媒體環境是青少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禁止並不等於延後風險，而是延後準備。

我生長於網路和社群正蓬勃發展的時代，但我是在大二的選修課第一次學習「媒體識讀」的相關知識，後來又基於個人興趣和內容產出需求，閱讀相關知識、參加活動。

一般民眾對於媒體識讀的認知，也大多是經歷相關團體長時間的倡議，甚至有了「被騙」的經驗，才逐漸體認到媒體識讀的重要性。

既然媒體識讀的能力是「後天習得」，而不是到了某個特定年紀就像突然打通任督二脈般自然擁有，那青少年社群禁令又怎麼能夠解決問題呢？

為何長輩識讀能力較差？

一篇去年發表在《國際多學科研究雜誌》（IJFMR）的研究表示，造成長輩識讀能力較差的原因還包含老化，削弱了認知、判斷能力、批判思考以及五官感知等等，導致長輩無法看出深偽影像中細微的怪異之處，將內容信以為真。另外，對科技的不熟悉，也讓他們難以知悉科技的發展，不知道如今假的東西能做得維妙維肖。例如我的阿嬤堅信電視中的 AI 主播是真人，即使我們解釋仍難改變她的認知。研究中也引述調查指出，65歲以上長者中，僅有低於15%的人聽過深偽，約7%知道深偽的意思。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的媒體和資訊素養實驗室（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Lab）曾做過實驗，在教導長輩辨識深偽內容後，可以提升約24%的準確度。不過在4週後的回測，長輩的辨識能力又回到原本的程度。這顯示識別能力會隨時間退化，唯有持續教育才能維持效果。

其實不僅僅孩童的數位素養能力需要被關注，長輩也不見得能夠辨識數位世界的資訊。

不僅孩童需要數位素養，長輩同樣面臨資訊辨識不足的問題。我曾在客運上遇見一位七十歲上下的長者，他沉浸於短影音內容，其中許多來自「營銷號」。日常生活中，公園與景點的長輩也常群聚滑手機，可見數位科技已深度影響他們的生活。

在我的個人播客訪談中，台灣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教育部門主任陳柏樺歸納，孩童與長輩媒體識讀薄弱的原因不同：

• 孩童因社會經驗不足，不理解帳號與個資的價值，也以為自己不會成為詐騙目標，因此容易交出敏感資料。
  
• 長輩則因缺乏數位知識，對科技細節陌生，容易誤以為「眼見即為真」。

兩者的共通點在於：缺乏查證與核實資訊的能力。

寓教於樂，打中「聰明用手機」的需求

柏樺分享到，當她向長輩宣講時，不會對長輩提到「媒體識讀」，而是採用寓教於樂的方式，以「聰明用手機」做切角，告訴長輩如何使用智慧鏡頭（Google Lens）翻譯、尋找商品，或是辨識路邊動、植物等等功能，能使長者在日常中自然運用查證工具，而非在抽象的「媒體識讀」概念中摸索。

青銀共學

研究指出，長者可能在社交上較為孤立，社群媒體成為心靈寄託，所以更容易傳播和相信假資訊。

2009年，加拿大多倫多兩名高中生發起 Cyber-Seniors 劃，旨在減少長輩的社交孤立並提升其科技使用能力。該計畫至今仍在運作，許多類似專案也陸續出現，讓青少年成為長者的數位導師。這種模式不但降低長者對錯假資訊的脆弱性，也讓青少年在教學過程中實踐數位公民素養，強化自己的媒體識讀與自主管理能力。

Joshua Hoehne on Unsplash

禁令可以限制行為，卻無法培養能力；平台可以調整設計，卻無法替代理解與思考。真正能提升社會整體抵抗錯假資訊能力的，是持續、具體、可累積的教育介入。當媒體素養被視為一種長期培養的公共能力，而非某個年齡階段的附加條件時，社會才有可能在快速變動的數位環境中建立更穩定的安全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