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陳怡均、張俐婷
撰稿：朱治潔
文字整理：陳怡均、張俐婷
《我家有棵芒果樹》來自鏡電視紀實節目「另一種注目」。導演黃麗如與鄭治明長期關注移工議題，多部片聚焦「移工們下班之後的生活」。兩位導演在完成《菲達蒂的小套房》（2023）後，繼續拍攝主角菲達蒂的返鄉之旅，呈現人物在不同身分與文化之間的生命狀態。
此片入圍2026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單元。本文採訪兩位導演，與他們暢聊創作歷程。
Ｑ：兩位導演是如何開始合作的？分工方式為何？
黃麗如（以下簡稱黃）：那時候我們都是鏡電視的員工，治明是攝影記者，我是文字記者，兩人配對合作。
鄭治明（以下簡稱鄭）：我們第一次合作是拍《台灣紳士》（2022），當時有一個拍菲律賓移工選美的題目，攝影主任請我跟麗如搭配。我們在美學跟想法上頗接近，溝通互動都很良好，就一直維持合作關係。
黃：分工上，題目的發想，以及預計拍攝的內容、被攝對象主要是我找的，接著跟治明討論。攝影和剪接則是治明，但我也會先寫剪接腳本給他參考。
Ｑ：雙導演制度對創作有什麼影響？
黃：我覺得是有了個一直來回討論的空間。大多時候，題目並不一定會長成我們一開始設想的樣子，通過不斷的討論與溝通，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拍攝，總是在這個過程中才知道下次想拍攝什麼、目前還缺少什麼。我們大部分的討論發生在車上，一方面我坐副駕也不好意思睡（笑），經常就有一搭沒一搭的聊今天要拍的東西。然後，拍完從台中回台北（被攝者住台中）又是兩小時的車程，許多的整理就會發生在這個移動的過程中。
鄭：我們都不算是有強烈意識要做出什麼東西的人，比較多是在跟受訪者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而且，我覺得有時候自己一個人當導演，也滿孤單的吧！而雙導演還有個優勢是，一個人難免有盲點，我們兩個就有各自擅長的部份。比方麗如在面對一個題目時，總是可以很快切出我們可以抓的東西，但我有時就無法如此明快的下判斷。兩個人可以互相搭配，其實很不錯。
（圖／左黃麗如導演，右鄭治明導演；彭湘攝影）
Ｑ：當初怎麼找到菲達蒂，並選擇她作為紀錄片的主角？
黃：最一開始，我們其實是想拍台中東協廣場（作為印尼移工匯聚的地標）這個場域，（鄭：並不是要拍菲達蒂。）第一次碰到菲達蒂是在東協廣場舉辦的女英雄節活動上。女英雄節是印尼為了紀念Kartini——一位讓印尼女生得以受教育的女英雄——定的國定假日。
鄭：這是個有趣的故事，那時候還在疫情期間，Pindy（菲達蒂的小名）是活動現場的主持。我們在台下拍攝，她突然指著我說：「你把口罩拉下來。」接著用印尼文講了一堆話，我完全聽不懂，但很多女生就瞬間眼睛一亮。事後才知道，原來她是在問大家，我是不是長得很像一個印尼男星Afgan。活動之後，甚至有一堆移工朋友來找我合照，第一次體會到被簇擁的感覺，發現原來我的市場其實是在印尼（笑）。
黃：認識Pindy之後就發現她跟我們之前拍的東南亞移工不太一樣。她是個「自由」的人——做過移工，也跟台灣許多移工團體有很好的關係，後來則是有了自己的事業（從移工身份轉變為能在台灣自由創業與創作的創業家）。我們認識後，第二次碰面她直接邀請我們去她的小套房，也就是她私生活的領域，這是我們過去在接觸移工時，沒有過的案例。
Ｑ：兩位如何和菲達蒂建立信任關係？為何拍完《菲達蒂的小套房》之後，接著又拍了這部一樣以她為主角的作品？
鄭：Pindy跟我們以往拍攝的移工，大多是一個群像、群體蠻不同的。一方面，或許是她一直以來辦了許多活動，接觸到台灣很多的NGO組織，跟台灣人的關係也很好。而她本身也很想成為文化工作者，因此跟（同是文化工作者的）我們關係是很親近的。而且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她還會叫我老公（笑）。
黃：我們都知道Pindy來到台灣成為移工，起初就是為了遠方的家鄉。我們拍《菲達蒂的小套房》時就曾開玩笑：「現在拍小套房，以後我們來拍大房子。」而拍完之後，我們跟她還是有保持聯繫，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Pindy沒辦法回印尼的家，有次就很偶然的問了她，可不可以跟她回去。她其實有想了一下，但也就隔了一個下午就答應了。
當時提案給公司（鏡電視），他們也認同延續這個拍攝計畫，跟著被攝者回家鄉是可行的。兩部作品也可以拉出對比——跟著Pindy回家，我們或許可以看到的是，她奮鬥的目標、那個具體的東西，究竟是什麼。移工來台灣花了十幾年歲月、吃了這麼多苦，我們想去看看那個在我們心中的問號，夢想實踐（Pindy從台灣賺了錢，於家鄉蓋大房子讓家人住）的樣子究竟是什麼模樣？
（圖／《我家有棵芒果樹》電影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Q：捏麵人是菲達蒂擅長的技藝，片中也有她以捏麵人演繹在台灣的一段負面經歷。這樣的表現形式有什麼意涵？
黃：我們一開始有討論這部片要不要更風格化，比方用黏土對應一些事情。捏麵人段落是去印尼前拍的，剛好Pindy要參加一個展覽，正在做這個展品。當時拍攝時，其實請了她用中文以及印尼文各講了一次，但後來我們選了印尼文的版本。
鄭：對，用印尼文像是在為自己的同胞說話，會更有力量。我認為她代表的不只是她自己，而是這一群人。
Pindy大多的創作比較是介紹印尼文化給台灣人，但像我們片中呈現的這段，則是她挖掘自己內心的創傷，帶著點控訴的意味，這就很有力量。而且，Pindy非常謙虛，總是會說她做的東西是玩具，不是藝術。但跟她相處下來，會發現她也蠻有藝術家性格。比方說，我們一直很希望拍她的創作過程，她會說要看心情，沒靈感的時候就不想做。
（圖／《我家有棵芒果樹》電影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Ｑ：中英文片名很不同，中文提及芒果樹，英文則有海峽、跨越之意。片名設計有什麼特別的考量嗎？
黃：其實一開始也不知道要取什麼中文片名。之前拍過一部主角是泰國移工的作品《青木瓜之味》，我就想不然這個南洋系列的片名都用水果好了？
那實際上的契機是，從印尼拍攝回來後，我找來朋友家的移工幫忙翻譯。他看著片子一句一句翻譯給我聽時，看到畫面裡的芒果樹，忽然就講了一句「我家也有一棵芒果樹」，我問他你們（印尼）很多人家前面都有芒果嗎？他說對啊。
在印尼拍攝時，因為下雨，我每天在Pindy家晃來晃去，就看到他們在採芒果。印尼的芒果樹很高，採的時候總是全家動員，有人爬樹採、有人開小卡車接，再分給鄰居。不過，想到這個片名時，我們還特別先找有沒有拍到芒果樹的畫面，搞得大家很崩潰（笑）。至於英文片名 Between the Shores 就比較直指作品核心，講述主角不斷在台灣跟印尼之間來回的概念。
Ｑ：在印尼的拍攝有遇到什麼困難嗎？片中有幾場與菲達蒂女兒比較親近的互動與對話，也請談談如何突破她的心房，捕捉到那些片刻？
鄭：出發前其實就有點焦慮，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為一部片？有點抱著先去再說的心情。真的到印尼拍攝時因為是雨季，我們前兩、三天就跟著Pindy待在家不知道能幹嘛。還好後來雨停了，她就有去各地走走。我們跟著她，就訪問到她的朋友、親戚，比較是到剪接後期，才梳理出她跟女兒的這條線。
黃：其實一開始，我們有點不知道如何與這個青少女建立關係。因為想拉近關係，看到她在寫作業，我就問她在寫什麼。我們語言不通，但我覺得用手機翻譯軟體對話的過程，反而成了一種小遊戲，也減輕了彼此（交流）的壓力。
鄭：她女兒對媽媽在台灣的生活，其實是非常好奇的。也許是在台灣發生過一些不太好的事，Pindy並不太跟家人說她在台灣的事。我們有放一些之前拍的片段給女兒看，（黃：有放《菲達蒂的小套房》），在那些交流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她們很想了解媽媽在台灣的生活的。
Pindy一直很希望女兒來台灣讀書，但女兒似乎很抗拒，可能是語言的問題、或是朋友都在印尼。但當我們問起女兒時，知道媽媽在台灣有事業的大女兒，實際上是有為了幫助媽媽，想來台灣工作的念頭的。這個回答讓我們很訝異、也很感動。
Ｑ：Pindy的家人後來有看到這部成品嗎？反應如何？
鄭：《我家有棵芒果樹》在網路首播時，他們有在印尼收看。當然，也就看到了我們請Pindy搭配捏麵人作品，用印尼文闡述個人創傷那一段，這是女兒們第一次聽到那件事。
Pindy常跟家人說，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台灣有多辛苦，但這一回他們似乎可以理解媽媽了。自己要開口表達並不容易，但藉由紀錄片的力量，讓他們互相理解，對我們而言也是意外的收穫。
編輯：彭湘
第十五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2026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時間｜05/01（五）～5/10（日）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台北獅子林新光影城、光點華山電影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
．票價｜單場票 120 元，套票6張420元（OPENTIX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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