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台灣第一個試管嬰兒張小弟出生，該事件在全國關注下，一方面象徵我國的科技實力，迎來慶祝的討論；但在另一方面，也引發了不少倫理爭論。隔年，衛生署提出倫理綱領，包括限定生殖科技的使用資格，只有不孕夫妻才可以使用。直至2007年，人工生殖法才正式拍板通過，使用者仍限不孕的夫妻。近二十年來，同家會持續倡議，希望使用者能不再限於異性戀和進入婚姻關係者。
談到生殖科技，我們常想到相關的政策辯論，如該不該開放代孕，若開放，該有怎樣的配套措施？這些激盪固然重要，但吳嘉苓在〈從單身母職到酷兒生殖：助孕科技的性別治理〉中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說明當我們在思考政策法規時，經常是帶著對某個（種）使用者的想像，想像該使用者因法被納入或被排除，符不符合我的價值觀。吳嘉苓援引Blank（1998）「規範連續體」的概念，指出生殖科技能否使用，經常在診間、醫學會、立法院等不同場域進行協商。而婦運與同運積極參與辯論，甚至經常建立體制外的實作，亦是重要的科技治理行動者。在文中，吳嘉苓以交織性分析多樣的行動者，探問法規為何排除未婚男女？規範如何設想性/別親屬關係？醫界和民生如何面對規範？被排除者如何改寫科技腳本？以及，這些過程中如何改寫性別與性的道德秩序？（註1，p.317）簡言之，納入與排除、實作與改寫，背後所想像的行動者是誰？又怎麼回過來重構性別與性的道德秩序？五Ｏ年代台灣開始實施人工捐精，對血緣父親重要性造成挑戰，而醫師也跟著調整捐精技術，以維護血緣父親的地位。例如，（1）混精安慰法：混合捐贈者和不孕丈夫的精子，讓結果無法斷定是誰的精子和卵子結合。（2）捐精者匿名：查無此人便無法動搖父親的地位。（3）尋找特定捐贈者：醫師主動尋找符合不孕丈夫血型、種族、身高，甚至「性情」的捐贈者，建立丈夫與小孩的親近性。到了八Ｏ年代，女星如甄妮、張艾嘉、胡茵夢等公布懷孕，但都不在婚姻內，也未具體說明父親身份。九Ｏ年代，白冰冰在女兒遇害後兩年，遠赴國外「借種」，而藍心湄也以同樣方式生殖出走。知名女星的自願性未婚母職，打破了既定的性/別親屬關係，也讓大眾看到被法規排除的實際對象。2001年，生殖醫學會以「無法結婚的女強人」，爭取未婚女性的人工生殖權。在這幅圖像中，「女強人」是有經濟能力的非自願單身者，是值得同情的「孤獨單身女」，且事業有成的年齡大約落在40歲，其父母大約60歲，也仍有能力「帶孫」，擁有照顧和經濟資源的家庭仍能符合「理想母職」。2005年，李幸育事件再次掀起「理想父職／母職」的論辯。遭戰車輾斃的國軍連長，其未婚妻李幸育要求死後取精，並由李茂盛醫師完成手術，但精子是否可植入體內，卻成為全國討論的議題。支持者希望延續其淒美的愛情、且認為社會已接受未婚生子；反對者則認為政府不應鼓勵未婚生子、小孩不能沒有父親，或提出偏差的女性圖像：如果女性想拿什麼精子就拿什麼精子來生小孩的話，豈不整條街都裴勇俊的孩子？持反對立場的婦運團體則認為，我們應該反思，男性死後女性還要取精來延續香火，這背後存在什麼問題？最後，自九Ｏ年代出現的女同志媽媽聯盟，以《拉媽報》分享人工生殖經驗，到海外助孕的全球組裝、女同志的A卵B生，等等積極的酷兒生殖行動，凸顯出被排除的行動者如何透過「自我納入」，來改寫科技腳本和性別/性的道德秩序。
藉由歷史脈絡和知名事件的梳理，作者抓出一條台灣「理想母職的變遷」，從起初倫理綱領防範破壞性別秩序，到將有經濟地位但未進入婚姻的女性納入「合格母職」，以及21世紀的女同志社群集結，所開拓的女同志雙職，新的母職光譜。這條變遷實際上是延著「強迫性母職」論述：如何透過生殖科技來實踐（理想的）母職。也因此有別於70年代美國的婦運訴求，是拒絕父權與醫療霸權而開出的另類使用。而這也顯示出對男性與生殖科技使用的缺乏討論，不禁讓人反思，為什麼起初血緣父親的地位動搖，最後並未開展出「理想父職的轉變」？這是否反映出社會對理想親職的圖像，仍然局限於生理女性？
註
- 吳嘉苓（2018）。從單身母職到酷兒生殖：助孕科技的性別治理。載於陳美華、王秀雲、黃于玲（編），慾望性公民（頁309-332）。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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