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 Rebecca Dirksen〈Reconsid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thnomusicology: Applying, Advocating, and Engaging Beyond Academia〉（2012）之摘要與譯介。
從 Music 到 Musicking，然後呢？
承〈這是音樂嗎？——像民族音樂學者一樣思考〉所打開的 musicking，如果我們把音樂看作一種透過聲音生成的關係，那麼便可追問：
- 關係如何被建立？
- 哪些行動者被納入，又哪些被排除？
甚至，如應用民族音樂學者一般追問：
- 我們能否以聲音為度，想像新的關係模式？
同樣地，我在〈透「樂」見人：音樂鑑賞外的探索之道〉中曾稍稍介紹何謂應用民族音樂學；但在這裡，我想帶著大家沿 musicking 所打開的關係視野，再隨 Dirksen 往前走一步，一窺應用民族音樂學者的思維！
何謂「應用」？
應用往往被視為從理論走向實踐的過程，但真的有純粹的「研究」和「應用」嗎？兩者的關係，真的只是單行道嗎？
對 Dirksen 來說，答案是：沒有，也不是。
她甚至認為，這是一種「虛假二分法」。試想，研究真的有可能不改變現場嗎？當我們進入現場、與人互動、記錄與書寫時，實際情況早已在某種程度上有了我們的參與與影響。那麼，「應用」又有可能不經預先的設計與思考嗎？它實際上必須建立在對關係、脈絡與意義的理解之上。
因此，研究並不是站在關係之外的觀察，而應用也不是沒有思考的行動。兩者之間並非先後或高低，而是在實踐之中不斷交織。
「應用」不曾，也不該離地（註１）
在台灣，常常聽見「藝術進入社區」、「藝術介入地方」這類說法。但細究其中，有時隱含著一種高低預設，彷彿藝術是一種更高的力量，可以去拯救、活化，甚至改造社區。但這並不是應用民族音樂學所追求的方向。
「社會介入」（social intervention）可以促進學習與文化對話，進而解決問題、改善生活品質，並建立認同與社群，因此常成為行動方案之一。然而，只要研究者進入現場，無論是觀察、協作，或推動具體方案，都不可避免地會形成某種干預。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干預，而在於我們是否意識到自己正在干預；也在於，我們能否放下「由上而下帶來價值」的想像。
真正的行動，應該從理解出發。我們看見社群中某些多元性與價值正在消散，於是選擇站到社群自身認可的價值之中，與之同行、共創。學者所提供的，或許只是策略與工具，用以清理視野，使原本存在的知識與能量重新運作，進而復權／賦權，拓展新的可能。
倫理，不想保持正確（註2）
然而，只要涉及價值辨識與共創，就不可避免地進入協商。當行動方案出現，倫理問題也隨之而來。
Dirksen 提醒，應用民族音樂學者必須不斷追問：
- 我們行動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 我們在現場中站在什麼位置？
- 我們與個人或群體之間，是什麼樣的合作關係？
- 我們如何再現被研究者？這樣的再現是否有效、公平？
- 這項計畫對社群而言，究竟帶來了哪些好處，又造成了哪些負擔？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於是，應用民族音樂學從來不只是方法，而是一種倫理立場：一種在知識與行動之間反覆校準的位置。
因此，或許應用民族音樂學者最需要維持的，不是「正確」，而是一種願意持續放下確定性的能力。在每一次干預中，不斷修正自己的位置，與關係同行。
從聲音下針，讓關係動起來
回到 musicking 的視野，或許可以說：應用民族音樂學關心的，是我們能否透過聲音，看見那些正在形成、斷裂，或被忽略的關係，並讓它們有新的可能。
因此，凡是透過聲音生成連結的地方，都可能成為「見縫插針」之處，是的，如針灸一般。這些工作不在於規模大小，而在於能否找到關係中的關鍵點，在適切的位置上調動整體流動，使某些關係重新被活化。
現階段應用民族音樂學者拓展與行動的面向，可以在〈透「樂」見人：音樂鑑賞外的探索之道〉中看到。但更重要的是，我想邀請大家帶著真知灼見，發揮創意，一起思考：如何透過聲音，迸發新的關係想像？
後記
在《鼠疫》中，卡繆特別在塔魯組織志願防疫隊時，插入這段話：
但是敘述者並無意過度強調這些志願防疫隊的重要性。市民如果處在敘述者的位置，在今日的確會有許多人忍不住刻意誇大這支防疫隊扮演的角色。但是敘述者毋寧是相信，如果過度吹捧慈善行為，反而會是間接而有力地頌揚了惡。因為這樣會讓我們認為慈善行為很罕見所以它才值得珍視，而惡毒和冷漠卻是人類行為常見的動力。然而，敘述者並不認同這種說法。這世上的惡幾乎總是源自於無知，而且蒙昧無知的善良造成的損害會和惡毒造成的一樣多。應該說人基本上都是好人，而非壞人，而且說真的，問題並不在這裡。但是人無知的程度有高有低，善與惡的區別即以此為據，最不可救藥的惡是無知卻自以為什麼都知道，於是認為自己有權殺人。殺人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不能洞見事理，就沒有真正的善良，也沒有仁愛的心腸。（註3）
或許，所謂應用民族音樂學，並不是去扮演英雄，而是在知道自己必然介入的前提下，盡可能清醒地站好自己的位置：看見、理解，然後謹慎地行動。
原文請參見：Dirksen, Rebecca. (2012). “Reconsid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thnomusicology: Applying, Advocating, and Engaging Beyond Academia.” Ethnomusicology Review, 17.
註1 此標題出自MCS系列：MCS對談節目第一集（鄧芝珊、唐凌）之對談內容，09:40-10:02
註2 「不想保持正確」一語借用自簡體中譯本《我不想保持正確：拉圖爾對塞爾的五次訪談》之書名。此書繁體中譯本題為《孤獨的博學者：賽荷，船夫之子，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漫遊，意外成為人類世思想的領航員──與「網絡理論家」拉圖的五場對談》。
註3 Albert Camus，《鼠疫》（La Peste，邱瑞鑾譯，台北：漫遊者文化，2021），頁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