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大部份西方國家，台灣沒有市場型的精子銀行，而是由醫院進行全面性的精子控管。醫師作為主導者，決定了誰能捐、誰能使用，以及如何配置等一系列過程。而醫師的支配地位，則來自於台灣嚴格的法規制度。這某種程度上反應了大眾對新技術的焦慮，一來擔心若未加以限制使用者，將破壞傳統家庭倫理（性－愛－婚姻的三位一體）；二來擔心若未匿名捐贈者，血緣父親隨時可能威脅社會父親的家庭地位（傳統血濃於水的家庭價值觀）。因此，台灣的法規可以說是世界屬一屬二嚴格的，不僅只有幾家醫療院所可以進行，還有對捐贈者資訊完全保密、捐贈者的精子若成功孕產，其他精子則必須銷毀等等。在無從得知精子來源的情況下，強烈孕產慾望的夫妻大多依賴醫師「認為正確的」配對。
吳嘉苓在〈操作多重陽剛氣質〉整理到，台灣大概在五Ｏ年代引介人工捐精技術，對操作端的醫師而言，困難點在於說服丈夫「使用他人精子並不等於通姦」，洗刷人工捐精的「戴綠帽」汙名。相應的策略上，醫師在操作時修改臨床程序，採用混精安慰法（無從得知到底是誰的精子與卵子結合），且主動尋找與丈夫各方面都相似的捐精者（從血型、外貌到氣質）。然而茫茫人海中，醫師又要從哪找和丈夫各方面相像的人，且要他捐精呢？一位受訪醫師便提到：從醫學院的學生裡挑。
醫學生為精子捐贈的主要來源不再是個秘密，七Ｏ年代為媒體揭露後，醫師也開記者會承認此事，甚至轉向「優生學論述」。80年代還有一齣台灣連續劇講述捐精醫學生與治療婦女之間的關係。而七Ｏ年代中期，美國一份調查也顯示，美國的人工捐精約有80%來自醫學院學生或住院醫師。1981年，榮總成立台灣第一家精子銀行，一方面廣招捐贈者以儲備精子庫，另一方面醫師也為了維持正向優生學，而以個人標準排除特定捐精者。例如限制需要大學畢業，或招募從事理想職業的男性，如醫師、工程師。很快地到了八Ｏ年代中期，醫學社群開始意識到透過捐精而傳播的傳染性疾病，如愛滋病、Ｂ型肝炎等。使用捐精突然成為有風險的醫療，對此醫師以「科技精子」作為回應，強調科技檢測、分析與隔離。然而部份醫師和政策制定者卻經常將職業捐精的、為錢驅使、新鮮精液的捐贈者描述為麻煩製造者。而計程車司機因為行動自主性高，隨時都可以回應需求，最常被稱為「職業精牛」（註1，p.419）。透過吳嘉苓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們對人工生殖技術的使用者想像，很可能「再現」特定行為偏差者作爲危險的使用者（如上篇談到，有論者認為隨女性任意使用精子，豈不是整條街都裴勇俊的孩子？）或捐精者（行為粗鄙的人也想捐精？）。而這個對被再現群體的指責通常缺乏根據，結果是對特定弱勢或不符主流價值觀群體的排除。
到了九Ｏ年代，ICSI（卵細胞質內單精蟲顯微注射）新技術出現，使得父系血緣再次被強調與支持。ICSI幾乎全面的取代人工捐精，不只排除需要使用人工捐精的男性（如無精症患者），亦排除選擇低侵入性不孕治療的可能。作者總結到，醫師的配置行為強化原有的性別秩序及男性階層，並未挑戰既定的性別認同，同時也排除了邊緣化的男性群體。
註1，p.423
註
- 吳嘉苓（2012）。操作多重陽剛氣質：醫師配置人工捐精的男性使用者。載於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台灣經驗。台北：巨流。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