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擊的馬鈴薯
馬鈴薯原產於南美洲安地斯山脈，關於它的馴化歷史非常有趣，暫且不論。在歐洲人開始殖民美洲之後不久，馬鈴薯便傳入歐洲，也是「哥倫布大交換」的一部份。
但在十七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馬鈴薯之於歐洲人，只是一種帶有可疑色彩的奇花異草方面，一方面，它與有毒的茄科植物相似，另一方面,它凹凸不平的外表也讓人聯想到痲瘋病的病灶。直到十七世紀末,馬鈴薯才開始被當作正經的田間作物來栽種，最早出現在愛爾蘭與低地國部分地區，接著遍及歐洲，並從那裡向亞洲與非洲擴散。
根據論文中引用的十八世紀英格蘭某農場紀錄(Arthur Young's (1771))，一英畝馬鈴薯所提供的熱量，大約是同面積小麥、燕麥或大麥的三倍。原本需要約一點五英畝穀物才能養活的家庭，只需半英畝馬鈴薯便可維生。馬鈴薯也提供人體所需的大部分維生素與礦物質，尤其是維他命C，也正是舊世界穀物完全缺乏的營養素，此外，馬鈴薯還能種在主要穀物休耕期間的閒置土地上，等於增加了食物產量，而不必大幅減少其他作物。
用自然實驗推估人口變化
要證明是其帶來人口成長，而不是反過來，其實比想像中困難。飢餓、人口成長迅速的地區，可能本來就更願意採用新作物。Nunn與Qian的解法是利用兩個統計變異量的來源，結合起來近似於一場自然實驗。
第一個統技上的變異量來自時間：在約1700年以前,馬鈴薯在舊世界尚不普及，之後則被廣泛栽種（這timing顯然不是外生的）。第二個統計量變異來自地理：不同國家在土壤與氣候上對馬鈴薯的適耕程度差異甚大，而這些條件，諸如溫度、降雨、地形，在這段期間並未明顯改變（這個相對比較可靠），於是作者們利用「差異中的差異法」，來測量馬鈴薯對。
把他們的統計結果，換算成具體數字，從1700年到1900年間，舊世界人口成長約有四分之一，可歸功於馬鈴薯的引進，都市化成長則約有三分之一。這數字相當龐大。
他們進一步發現，在同一個國家之內，若某城市周邊土地適合種植馬鈴薯，於1700年之後，人口成長速度高於條件較差的鄰近城市。
有趣的是，他們利用法國1658年以來的徵兵記錄則顯示，出生於有種馬鈴薯的村莊的士兵，在馬鈴薯普及之後，身高普遍有所增加，在最為適耕的地區，平均約增加半英寸（＝2.5公分）。身高是衡量童年營養的標準指標，這結果也提供最直接的證據。
他們的發現呼應了好幾個長期的經濟史辯論。它們支持了Robert Fogel等學者的觀點：營養的改善是歷史上死亡率下降的關鍵之一。他們也顯示農業生產力的提升，能夠推動都市化與經濟發展，他們也說明了哥倫布大交換大幅提升了歐洲人的營養與生活水準。
作為比較：馬鈴薯與亞洲
這篇文章談比較多歐洲，於是這邊補充亞洲作為參照。
臺灣在荷蘭統治的時期，就有跟馬鈴薯有關的紀錄，專業種植則始於日治時期，不過有趣的是，臺灣人的傳統飲食多用地瓜，較少馬鈴薯，也是相當有趣之處，跟臺灣的飲食演化，臺灣戰後在美式飲食底下，吃了更多的薯片與薯條，則是接近愛爾蘭一系的脈絡（麥當勞的麥字，就是一看愛爾蘭的起源。）
臺灣也跟其鄰居相當不同，東南亞許多飲食會吃上更多的馬鈴薯，許多料理都會來上馬鈴薯，印度也吃許多馬鈴薯（Aloo)。
中國在戰後的飲食跟移民來臺灣的外省人相當不同，筆者的爺爺是外省老兵，基本上不吃馬鈴薯（除了麥當勞），而奶奶是日治時期的臺中人，喜食地瓜。兩人都愛吃洋芋片，但那已經是美國的脈絡了。
筆者讀過卜凱於1930年代在中國華東等地的大規模農家調查，並不特別吃許多馬鈴薯，筆者跟進了一些中共官方統計，馬鈴薯應當是在大躍進後的1960年代，產量才開始真的拉起來（有待進一步查證），並於改革開放後才真正的擴產，於1993年左右取代歐洲成為最大的產馬鈴薯單一經濟體，而在2015年後，李克強更推出了「馬鈴薯主糧化」此一特別的政策，要把馬鈴薯佔中國國內的主食消費拉到一半以上。
中國的馬鈴薯農技推廣上，有個重要的人物，叫楊鴻祖，1930年代金陵大學出身，正是卜凱勞師動眾做中國農業調查的時候，在1940年以前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繼續唸農業博士，原本要跟美國指導教授引進美國種到四川種植，培養不成，輾轉之下，後來於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透過蘇聯農業專家，從蘇聯引進野生種，在1950年代，才培養出了較不容易遭受晚疫病的品種，方始開始了中國大規模種植馬鈴薯的濫殤。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我的老兵爺爺不吃「土豆絲」，但吃薯條跟洋芋片，可能是中國當時多數的馬鈴薯都躲不了殺傷力強的晚疫病。
有意思的是，楊鴻祖認為馬鈴薯是走荷蘭統治下的臺灣，進入到中國福建地區，有待考證。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