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四月份，我置身在日文書稿的校讀勞動中，一個月拚搏下來，感覺上我對於日文的思惟邏輯與特點，似乎有了更新和感悟。不過，說到以何種語言寫作較好，我仍然主張應當以自己擅長的言語（中文）來表達，因為它最適合承載作者全部的思想感情。
我這樣說有事實的依據：透過深度的日文閱讀，我的語感的確提升與進步不少，但反之，我因一個月內沒返回深度的中文閱讀狀態裡，以往那種熟悉（寫作）的中文語感開始變得遲鈍、稀薄了。因此，我把這種「感覺」視為是中文語感對我的關切與提醒：我應該騰出時間來，回到那個美好的狀態中徹底維修一番。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我家巷弄口周遭變得安靜許多，連每日固定棲在屋角的鳥鳴聲變少了，看來它們跟著放連續假期去了。原本我也想給自己放假一天，好好補充睡眠，但一想到，隨筆集的書稿尚未完成，下午，又讀到吉本隆明的論文：〈文學家的戰爭責任〉，平和的思緒頓時變成了強力的漩渦，它誘惑我寫一篇長文參與討論：日本詩人如何看待自身在戰爭期間或戰後的責任與位置？言外之意即是，若時間充分，我應當把台灣詩人的創作觀及其作品含納進去，與之比較分析，這樣或許還能得出兩個不同面貌的當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