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老公突然推開我的房間門，帶著一種炫耀的語氣告訴我，他終於看完了《長日將盡》。
我抬頭看他，他把書封面朝我展示了一下，像個剛交完作業的孩子。
這本書是石黑一雄寫的，一個在日本出生、在英國長大的作家，寫了一個英國老管家在二戰時期的故事。第一次聽到這個組合，確實有點錯愕——日本人，英國管家，二戰。但翻開他其他的作品，《無可撫慰》《我輩孤雛》《群山淡景》《浮世畫家》，就大概能懂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會寫出什麼樣的故事。
他自帶一種悲觀，移民者的悲觀。或許那個時代也賦予了他更多。從一個移民者的視角，更容易感知到——這個世界如果如此地來到你面前，你能為此做點什麼，或者什麼都不做，努力地生活下去而已。
我對待這個世界，也差不多是這樣。
或許跟我移居過不同的城市有關。在自己習以為常的世界觀裡，肆無忌憚地活了二十多年，突然這個世界塞給我了另外一面——一個說話不會太大聲的地方，吃飯不可以吃太快，跟自己的老公和媽媽都要說謝謝。問個路，必須先說不好意思或麻煩。開會的時候不可以拍桌子。電梯裡的鄰居只會點頭。過年不會被問賺多少錢，不會被催生也不會被催婚。
這些事，我剛來的時候覺得拘謹，覺得客氣得有點假。
後來住久了，慢慢就變成自己的一部分了。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也開始用同樣的方式說話，說謝謝，說不好意思，說注意你的言行舉止。當孩子做了什麼不太對的事，我會說，「這樣很不禮貌。」「沒禮貌。」「注意你的言行舉止。」
說完，我媽（北京生活的妈妈）在旁邊會接一句，「小男孩本來就該調皮，說他幹啥。」
每次聽到這句話，我都愣一下。
不是覺得她說錯了，是突然意識到，我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我了。那個從不說謝謝、開會會拍桌子、過年回家被問薪水也能大聲回嗆的我，在某個我沒有察覺的時刻，悄悄地被換掉了一部分。
環境對人的改變，不是一夕之間的。它是每天一點點地滲進來，滲進你說話的方式，滲進你對孩子說的那些話，滲進你站在電梯裡沉默點頭的那個姿勢。等你察覺到的時候，已經分不清楚，哪些是本來的你，哪些是後來長出來的。
石黑一雄在英國長大，寫的故事裡永遠有一種漂移感，像一個人站在兩個世界的交界，哪邊都看得見，哪邊都沒有完全站進去。
我有時候也是這種感覺。
老公把書放到床頭，說，寫得很好，你也可以看。我嗯了一聲，沒有接話。窗外還亮著，孩子們在隔壁房間鬧，聲音很大，沒有人說不禮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