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邱晧洲執導的《祭弒》，以台灣民間信仰為背景，將乩身、祭儀與家庭關係交織進敘事之中；電影由曹佑寧、項婕如、天心與莊凱勛等人主演，透過一連串圍繞「驅邪」展開的事件，逐步揭開家庭與親情之間，長期累積的裂縫與壓力來源。
作品在類型上承接近年台灣恐怖片對在地文化的關注，並嘗試將儀式性行為轉化為影像中的具體行動，使信仰不僅作為背景存在，而成為推動角色行動的重要因素。而在這場混亂的家族祭儀中心，項婕如飾演的「吳念琪」，則被迫在理性與混亂之間，去對抗這股未知的信仰力量；身為家中長女，她不僅要承擔失能家庭的重量，還得在靈異與現實的夾縫中，試圖保護那些早已支離破碎的親情連結。
項婕如精湛詮釋「長女病」 首次拍恐怖片：期待跟演員們的合作
在《祭弒》中，項婕如飾演的「吳念琪」，與曹佑寧所飾演的「小拓」，形成一種位置上的對照；當故事逐步推向宮廟、乩身與驅邪的世界，她所站的角度，反而更接近多數觀眾，那種帶著理性、距離，也帶著某種不願承認卻持續靠近的恐懼。
相較於帶有明確「天命」的角色設定，「念琪」更像是被動地捲入；她沒有選擇是否參與的餘地，也無法真正抽身，只能在家庭與現實之間，承接那些一層層堆疊上來的壓力。那種壓力並不總是來自外在的靈異事件，而是日常裡早已存在且無法忽視的負擔。
對項婕如而言，接下這個角色的起點，並不在於類型本身，而是人物在極端處境下的反應，項婕如說：「這是我第一次拍這種驚悚類型的作品，但我一直覺得，恐怖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當人在一個極端的狀況下，做出的選擇會很接近動物的本能。」項婕如選擇將焦點放在「人」如何被逼近臨界，而非事件如何製造驚嚇；當情境被推到某個程度，角色的選擇自然會變得直接，也更難被修飾。
提到接演《祭弒》，項婕如也補充了另一個非接不可的原因：「是卡司，我很期待能跟其他演員一起合作。」這樣的期待，對她來說不只是單純的合作機會，而更像是一種現場的化學反應，藉由在不同演員之間來回接球，讓角色的狀態在互動中慢慢被帶出來。
在這樣的表演方式與跟演員合作的期待下，「念琪」對項婕如而言，也不只是單純遭遇異常的角色，而是長期處在一種「必須先撐住」的狀態裡：「念琪有一點像是『長女病』的狀態，因為她需要去承擔很多本來不屬於她的責任。」這種承擔並非來自自願，而更接近一種結構性的安排，尤其當家庭中某個位置缺席，另一個人就會被推上去填補。
也因此，她在角色上建立的，不只是行為，而是一種持續維持的姿態，項婕如這樣解釋：「她好像跟外界之間有一面牆，但她不是本來就這樣，而是家庭狀況讓她有了變化。」那面牆並不張揚，而更像是一種習慣性的封閉；她與外界之間始終維持著距離，也讓情緒多半停留在內部，而不輕易外露。
這樣的距離，使「念琪」在面對異常時，依然傾向壓抑與控制，項婕如說：「雖然念琪是比較鐵齒的人，但在遇到一些超出理解的事情時，她還是會用比較冷靜、壓抑的方式去面對。」那種冷靜並不代表沒有情緒，而是情緒被迫往內收束；在表面之下，累積著焦慮、不安，甚至是憤怒。
她也提到，這樣的狀態並非完全抽象，而是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對照。無論是身邊朋友，或是已經進入家庭關係的人，都可能在親情與愛情之間做出難以預測的選擇；那些選擇未必符合外界的理解，卻有其存在的脈絡；透過這些觀察，成為她理解念琪的重要依據，也讓角色不只停留在劇本之內，而是與現實產生某種重疊。
項婕如對戲天心拍出對峙張力 合作莊凱勛：怕他下一秒衝過來打我
如果說第一層的建立，來自對「念琪」處境的理解，那麼真正進到拍攝現場後，影響項婕如表演狀態的，則不只來自對手演員，也包含導演對影像與空間的安排。
這次與導演邱晧洲再次合作合作，項婕如感受到他在類型處理上的理性與精準，也能感覺到導演對攝影的投入，尤其在拍攝一場隧道戲時，原本她已經預想過那場戲可能會如何完成，但實際進到現場後，導演與攝影團隊選擇以更具設計感的方式處理畫面，她說：「我覺得他在鏡位的選擇，有蠻有別於以往我在看恐怖片的感覺。他會有一些跟攝影師討論出來很創新的拍攝方式。」
拍攝過程中，讓她印象深刻的是，隧道戲並沒有用最簡單的方式帶過，而是透過吊臂與帶有「怪物視角」的鏡頭，讓場面多了一層被凝視的壓迫感：「雖然可以簡單地做到，但是他們選擇用比較華麗、別出心裁的方式去完成這場戲，讓我覺得眼睛為之一亮。」
除了鏡頭與空間的安排，美術與場景也幫助她更快進入角色狀態，項婕如表示，當演員帶著角色進到那樣的場域，環境本身就會讓人自然產生毛骨悚然的感覺；這種氛圍不只是服務驚嚇，也會影響演員對情緒的感受與反應。
在這樣的現場條件中，與飾演媽媽的天心對戲，成為項婕如進入「念琪」情緒的重要支點。
她形容天心的表演非常細膩，也很有機，因此在母女衝突的戲裡，她並不需要事先安排太多情緒，而是順著對方的狀態去反應。項婕如說：「那一場我自己沒有預設太多，因為我是一個很感受派的演員，所以我就感受天心姐的狀態。」
她記得那場母女爭吵裡，天心飾演的「蕭南湘」明白女兒的不諒解，卻又同時有自己想追求的感情與選擇，項婕如解釋說道：「她那種掙扎，我覺得就算她一個字都沒有講，我看她的眼神、嘴角的顫抖，再笑一下跟女兒說『沒事啦，現在這樣也很好』，在那個狀態下，演員可以很自然而然地就能融入那個情境。」
也因為「念琪」的年紀與位置，她未必能立刻看清母親所面對的所有現實問題；項婕如也理解，角色即使知道母親為什麼無法離開，卻也很難接受那個選擇，項婕如說：「就算說『我有錢啊，我們要搬去哪裡都可以啊』，但沒有辦法，就是有太多現實面的問題。」
另一種更直接的壓力，則來自與莊凱勛的對戲。
項婕如形容他是「很生猛、有力」的演員，尤其在肢體推擠與情緒衝突的戲裡，對方會讓表演維持在真實卻安全的範圍內：「他要我真的推，但凱勛哥厲害的地方是，雖然那些動作來真的，可是他會控制在一個安全範圍。」
這種「來真的」並不是失控，而是讓演員在現場能夠更直接地接收到對方的力道與反應；項婕如分享了一場她跟莊凱勛對峙的戲：「他那時候好像真的很生氣，我有一瞬間想說，他會不會真的過來打我之類，而且每次在戲中，我們吵到情緒最高點的時候，因為我不知道他下一步會做什麼，所以我真的是會害怕的那種。」
這份恐懼感，也正好貼近「念琪」面對「潘振凱」時的狀態。她一方面害怕，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退讓；角色必須在防備與反擊之間維持住自身的姿態，項婕如笑說：「就是一邊害怕，但是一邊又要嗆這樣。」
拍《祭弒》難忘掐脖子、吊鋼絲 項婕如自認超會做夢
相較於情緒與對戲之間的拉扯，項婕如也提到，拍攝《祭弒》時，讓她更明確感受到身體在表演中的作用，尤其當角色進入一些較為緊繃的場面時，壓力不再只是來自情境，而是直接落在身體之上；她不再只是感受角色，而是被迫讓自己進入那個狀態。
一場被掐住脖子的戲，是項婕如在整個拍攝過程中，較為深刻的經驗之一，她回憶道：「掐脖子那場戲是吊鋼絲，而且是直接吊上去拍。」那不只是為了故事張力而呈現出的動作設計，更是讓演員身體進入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她補充：「當時是真的掐脖子，也是真的吊起來，所以在那個狀況下，我能感受到的生理狀態是非常危急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情緒不需要額外堆疊，便會隨著身體反應自然出現，因為角色經歷的恐懼與壓力，會直接從生理延伸到心理，使演員的表演更接近當下反應，而非事先排練後所產生的結果，為整體表演更添真實趕。
不過這種從身體進入情緒的方式，或許也源自項婕如對「相信」的理解。
項婕如表示，自己平時就很常做夢，而且在夢裡往往能完全投入當下的情境：「我是個很會做夢的人，我什麼千奇百怪的夢都做過，而且在夢裡面會完全地相信自己在做夢。」那種對狀態的投入，使她在拍攝時，即使面對高度建構的場景，也能迅速進入角色的感受。
有趣的是，在拍攝《祭弒》，項婕如甚至夢過曹佑寧在練習：「我還夢過他在跳舞。」她笑著補充：「而且是跳扇子舞。」片中由曹佑寧所完成的乩身舞蹈，在拍攝現場成為一種強烈的身體記憶，也在離開片場之後，停留在項婕如的感知之中。
回到角色本身，這些經驗也讓她重新看待「念琪」的行動；她認為，「念琪」表面上是在承擔家庭責任，但某種程度上，也試圖介入母親的人生選擇。項婕如說：「其實念琪看起來像是在承擔事情，但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她去干涉媽媽的人生決定。」
那份介入來自關心，也來自對「應該如此」的想像；當現實偏離這個方向，責任與控制之間的界線也逐漸變得模糊：「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念琪她自己也是有一個執念的。」這樣的理解，也讓項婕如在詮釋角色時，不只是停留在情緒承擔，而是能夠同時看見其中更複雜的心理狀態。
訪談最後，當問到希望觀眾帶走什麼時，項婕如倒是沒試圖給出一個方向，而是留了一個問題：「希望看完的人，大家都可以試著去思考，哪一天自己要是真的變成鬼魂，那會不會有什麼執念，會讓自己留在這個世界上？」比起替觀眾整理出一種情緒，項婕如更像是把這個問題輕輕拋出來，至於會不會留下答案，或許就交給每個觀眾自己去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