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死後去了哪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金馬執委會
撰文／吳尉泱
陪伴導師／萬孟賢
劇照提供／金馬執委會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那些未曾逝去、無法被安放的記憶，以及永遠來不及說完的告別，始終以幽靈的形式縈繞著我們的當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哥哥死後去了哪裡》（Where'd My Brother Go？，2025）自一團朦朧、混沌的狀態出發，雖然旨在探討生死議題，卻不直視死亡的「發生」，而是聚焦在親人離世多年後，仍然橫亙於家庭內部的瘡疤。以本片入圍 2025 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的導演陳俊維，四年前首度執導的紀錄短片《田埂路》（2022），便以樸實寫意的影像語言，記錄下對土地和母親的深切關懷。這一次，他延續家庭紀實題材，再次將鏡頭對準最親密的家人，試圖以幽默詼諧的敘事，剖開家庭沉默了數十年的傷口。
2013 年，陳俊維的哥哥離世，父母雙方對死後觀念產生巨大的分歧：母親開始相信靈魂說，父親則堅持唯物論。兩人之間根深蒂固的差異，在傳訊者捎來「哥哥想遷移骨灰」的訊息之後，更演變成難以彌合的裂痕，使家庭籠罩於一片慘澹氛圍之中。多年後，導演以鏡頭作為媒介，將自己從家庭角色中抽離，他懸置對於信仰的判斷，游移於父與母、科學與宗教之間。看似雜蕪的走訪，實則是對僵化意義的鬆動，而透過鏡頭，導演為父母構築出得以重新對話的安全距離，更開啟了關係流動的可能性。於是，觀者從母親身上看見神話與民間信仰之於生存結構的力量。一條同樣來自靈界的訊息──「哥哥在神明旁邊當童子」──，無疑是母親心靈的慰藉，她知道「兒子在神明旁邊過得很好」，於是悲傷便有了轉譯與淡化的可能。
《哥哥死後去了哪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金馬執委會
正如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所言：「神話有撫慰的功效，儘管它們可能（或說特別）是與殘酷的事情有關。」從母親身上，我們看見神話敘事的魔力，它讓一個人在破碎與無意義的現實中，重獲生命的能動性，並且得以重新編織自我的意義。
相對於母親草根性的神話建構，父親「死後即虛無」的唯物觀，則像是一道心理防禦。透過片中對當年哥哥住進加護病房的回溯，我們看見一個父親理性、決絕的態度背後，是當年的父親，便是同意讓兒子拔管的決策者。因此，若彼岸空無一物，當初的決定便只是終結肉身苦痛，而無需上至靈魂層面的道德審視。
選擇扼殺神話的意義，或許是父親的內在信念崩塌後，必須為自己做出的安慰。「我是一個好父親嗎？」未曾問出口的問題，始終潛伏於他的心中，直到與靈媒溝通時，父親聽到哥哥對於他當年的決定早已釋懷，多年來積壓的歉疚，才在老師話音甫落的那刻，在止不住的淚水中獲得釋放。
《哥哥死後去了哪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金馬執委會
全片最令人動容的，是母親朝向鏡頭前擁抱的那一刻。在長達 15 秒的失焦畫面中，攝影機作為「觀察者」的地位被消弭了，它成為導演身體的延伸。當光學焦距失效、情感滿溢出景框的剎那，親情由原本抽象的詞語，具象化為一種可被感知的主體，這是我近年在影像機制中，見過最溫柔的一次解構──當情感抵達鏡頭所不能觸及之處，任何試圖維持清晰的觀看都顯得多餘。
電影的形式手法上，導演將哥哥生前的相片與現實空間重疊、並置，展現出近乎「召喚」的姿態，連結起不同時空，讓逝者彷彿從彼時來到當下。這種影像的疊合，延伸了傳統紀錄片對「物件索引性（Indexicality）」的理解：相片不再僅僅作為曾經存在過的痕跡，而是透過空間的並置，轉化為更具指向性的呈現。因此，觀者的注意力便強烈地被引向哥哥的再臨，彷彿此刻他就在當下。
《哥哥死後去了哪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金馬執委會
跟隨鏡頭，觀眾與哥哥一同遊走於曾經所到之處，以及將要抵達的遠方，完成一場時空的縫補，也讓那段被死亡驟然截斷的青春，在光影的再現中獲得補償與延續。若「聖筊」僅是一種機率，生命的聚散是否亦然？回望片名那看似稚氣又執拗的大哉問──「哥哥死後去了哪裡？」經歷一連串形而上的探尋，真相或許永遠都處於一種將至卻未至的延異狀態。
然而，十多年後才發生的和解，看似遲來，卻也因為時間的累積，滋長出更多溫柔。如同媽媽對著鏡頭欣慰地說：「你真的長大了。」又如導演坦言：「如果早個十年拍，那我可能就不用拍了。」藉由心中那份不斷展延、生成與交織的記憶，我想，即使哥哥的座標始終未明，他們依然能夠以愛為指引，找到彼此。
【第 𝟦𝟪 屆金穗獎】專業影評培育工作坊成果發表。／圖像提供：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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