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導墜樓之後的那一個月，學校裡的氣氛變了。
不是大人覺得的那種「同學有壓力」、「孩子需要心理輔導」的變。是更底層的——走廊兩邊的目光不會碰到彼此。所有人都在低頭走路。我從教室到福利社的這段三十公尺走廊，五分鐘可以走完，但我走得越來越慢，因為電燈一閃一閃，我害怕在某一個閃滅的瞬間，看見不該看見的人臉。
我們班從原本的二十八個人，現在實際上能上課的剩下二十四個。教室後面的座位已經有四張椅子是空的——阿強、阿堅、阿德、阿成。學校那些「設施意外」、「家屬要求保密」、「精神壓力大」的官方解釋，連我們班最不愛講話的同學都已經放棄相信了。
但沒有人敢講出真正的版本。
——
但小沃還在。
從畢旅那場餐廳事件之後，他全身上下大概有四成的皮膚被燙傷——右臉、整隻右手、左手手掌、半個脖子。他媽媽送他回學校上課，每天用紗布包住右臉跟兩隻手。他坐在教室最後排靠走道的位子，整個人像是一個從繃帶廠走出來、忘了把自己拆乾淨的人。
最讓我們不敢看的不是傷。是他的眼神還是正常的。
他每天上課做題、抄黑板、舉手回答問題。他沒有變呆、沒有發瘋、沒有崩潰。他就是用一個正常國中生的方式活著——只是用一隻能動的手寫字、用半張臉看我們、用一個沒人敢靠近的距離坐在教室裡。
下課時沒人去找他講話。不是嫌棄——是我們不知道講什麼。我們都知道他口袋裡那半張濕的牌只要哪天完全乾了，他就會跟阿強一樣消失。
那半張 J 從畢旅那天到現在，一直沒乾。
我有一次走過去蹲下來綁鞋帶，跟他並排站著。我什麼都沒說。
他也什麼都沒說。
但他用沒被燙傷的左手，輕輕碰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知道他知道——我口袋裡，還替他保管著那半張濕的 J。
我們兩個就這樣站著，一句話都沒講，幾秒之後他轉身慢慢走回他的位子。
那是我跟小沃國中三年最親密的一次互動。
——
阿國是在班導墜樓後的第二個禮拜辦轉學的。
他來找我的那天下午下著小雨。我從福利社出來，他站在走廊轉角，手插口袋，脖子上那條紅繩子若隱若現。
「我要走了。」他說。
「走？」
「轉學。我家阿嬤上禮拜打電話來，說我不能再留在台北。她要我回中部老家。她說她算過了——我留在這裡，那個東西遲早會繞到我面前。回老家，至少有家裡的虎爺神桌擋著。」
我愣住。
「這樣……可以嗎？」
「我不知道。」阿國說，「但我阿嬤說可以，我就試試看。」
雨打在走廊外的鐵窗上。我們兩個就這樣站著，誰都沒講話。
「你要保重。」他終於開口。
「你也是。」
「阿啾。」他看著我，「我跟你講過的事，你記得就好。站在虎爺面前不動。你以後懂的。」
我點頭。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小的、用紅紙包著的東西，放到我手裡。
「我阿嬤本來叫我自己留著，但我覺得你比較需要。」
我打開——是一張小小的、印著虎爺像的符。
「這擋不了你的，」阿國說，「我阿嬤說每個人的虎爺要自己求才有用，別人給的只是心安。但你帶在身上吧。心安也是一種防禦。」
我把那張符塞進外套內側口袋。
阿國笑了一下。那是那一個月以來，我看到他第一次笑。
「掰。」他說。
他轉身走了。
我那時候不知道，這是我未來二十年最後一次親眼看到他完整的樣子。
——
阿國走了以後，我們班剩下的「在抽鬼牌的那十二個人」之中，還能用正常方式上課的剩下五個：我、阿龍、阿虎、阿富、阿金。
（小沃在另一個層面上「也算上課」——但他像一個我們所有人都不敢提起的證物。）
阿龍是我們之中最用功的人。
他國一就立志要考北部的高中第一志願，每次段考前一個月開始把自己關在教室晚自習，連週末都來。班導以前還在的時候，常笑他「你這樣念，等你考上的時候眼睛會壞掉」。
班導不會知道，他講過的這句玩笑話，後來變成預言。
畢旅那場噩夢之後，阿龍變本加厲地讀書。我看得出來他不是真的在讀——他的眼睛在書上，但筆很久沒動。他只是要那個動作。要一個「我還在念書、我還是個正常的國三生、我還會考基測」的姿態。他用課本當盾牌。
「你要是死在書桌上，你也是學生楷模啊。」阿富有一次走過去酸他。
阿龍沒抬頭。「我寧可死在書桌上。」
我那時候沒接話。但後來我懂他的意思——死在書桌上是有原因的死，是父母可以理解的死。死在電梯井、死在水上樂園的玻璃柱、死在馬桶裡——那些不是死法，那些是事故。父母連哭都不知道從哪裡哭起。
阿龍想要一個讓父母可以哭的死法。
——
我從畢旅後也開始留校晚自習，跟阿龍一起。
我們不是朋友。我跟阿龍以前其實不熟，他是那種專心念書的乖學生，我是跳級進來的怪胎。我們以前最多就是借過鉛筆。
但那一個月，我們每天放學之後，都會默默地走到圖書館自習室同一個角落，找最靠窗的兩個位子坐下。他做數學，我做物理。中間我們會分享一塊麵包或一瓶飲料，但很少講話。
不講話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兩個都知道——只要我們不開口問對方「你最近還好嗎」，我們就還可以撐下去。
那一個月我跟阿龍是這樣相處的：兩個人，同一張桌，沒有對話，但能感覺到對方還在呼吸。那是我國中三年最接近「友情」的一段時間。
——
直到有一天。
那是一個禮拜三，五月底，外面在打雷。圖書館的日光燈忽明忽暗了大概十秒，然後恢復。我從題目裡抬頭，看了一眼那盞燈，又繼續寫。
但阿龍沒有抬頭。
他只是停下筆，盯著題目看。他的肩膀僵著。
「阿龍？」我輕聲叫他。
他沒回應。過了很久，他才開口，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怕我以外的什麼人聽到。
「燈剛才壞掉的時候——你有看到嗎？」
「看到什麼？」
他沒回答我。他低頭繼續做題。
我盯著他看。他寫題的手在抖。
「阿龍，」我說，「你不要單獨留校。」
「為什麼？」
「就……不要。」
他笑了一下，沒抬頭。「阿啾，如果它要找我，我去哪都一樣。差別只是它比較喜歡安靜的地方。我去哪它都找得到。我寧可它在我念書的時候找。至少我死的時候手裡還拿著筆。」
我沒辦法反駁。
——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阿龍變得非常沉默。
他白天不太講話。晚自習的時候我會看見他偶爾突然抬頭，看著日光燈管的某一段，然後迅速低頭，像是被燙到。
我問過他兩次「你看到什麼」。他兩次都搖頭說「沒事」。
第三次我沒問。我知道他不想被人證實那件事是真的。
那個禮拜五的晚上，我提早下自習回家。我跟他說「禮拜一見」，他點頭。
我那時候沒說「我們一起回家好不好」。我那時候沒說「你今天不要單獨留」。我那時候沒說「我陪你」。
我那時候十五歲。我以為「明天再說」永遠都還有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