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早期助人工作裡，我曾與一位青少年案主有過一段長期諮商歷程。案主當時是因為在學校或生活中，常與他人發生衝突，也很難接受大人的提醒與限制，而被轉介來。
剛開始跟案主會談時，我可以感覺到，案主是一個很敏感的孩子。只是這份敏感在外面看起來，常常是憤怒、挑釁或拒絕。只要案主感覺到自己被指責、被誤會，或是被別人用某種眼光看待，就會很快進入防衛狀態。有時會大聲反擊，有時會想離開現場，有時則用很強硬的態度，把所有人都推開。
諮商前期，案主對我有很多不信任。案主似乎需要確認，我是不是又一個站在大人那一邊的人，是不是也會監視、評斷或控制他。那段時間，案主用許多方式試探我。有幾次談到情緒很強的地方，案主出現過想要破壞物件、離開空間，或用激烈方式表達憤怒的衝動。
我試著讓案主知道，那些憤怒和委屈可以被放在這裡，也會在需要的時候清楚設限。情緒可以出現，可以被說出來，也可以透過合適的方式表達，但不能傷害自己、傷害別人，也不能破壞這個空間。
後來，我們在會談中加入了一些可以承接力量的媒材。案主對這些媒材很有興趣。有些時候，案主會花很長的時間，用動作、聲音或物件，把那些覺得不公平、被冒犯、被羞辱的感受表達出來。案主表達時，也會觀察我的反應。那種觀察很細微，好像在看我會不會被嚇到，會不會急著制止，或會不會因此對他失望。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後，我們開始更多使用沙盤。案主的沙盤常出現戰爭、死亡、輸贏、公平、攻擊和防衛的主題。物件之間常常是對立的，場面也經常很混亂。案主很難接受限制，沙遊物件有時會被推倒、掩埋，甚至離開沙盤。那樣的畫面很像案主內在的狀態，有很多憤怒，也有很多難以被安放的東西。
後來的幾盤沙盤，開始出現一些不同。場景裡不再只有打鬥和毀壞，也開始看得到位置、界線和安排。有些原本被排除在外的物件，可以被放回來；有些原本只能對立的角色，也開始有了不同的關係。那不是一種突然的轉變，而是在那些畫面裡，可以看見案主內在多了一些可以整理和容納的空間。
在最後一次會談時，我們一起整理了整段諮商歷程。結束前，我邀請案主再用沙盤做一個收尾。案主看了一圈物件櫃，停了一下，然後問我：「什麼都可以嗎？」
我說：「你可以用這裡有的素材。」
案主沒有拿任何物件，而是走到沙盤前，把自己的手放在沙盤正中央，用很大的力氣，把手印壓進沙裡。那個手印很深，很清楚。完成後，案主退開一段距離，看著沙盤，臉上帶著一種得意的表情，對我說：「好了，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著那個沙盤，也覺得，對，就是這樣。
那一刻我沒有多說什麼，因為我感覺到，只要再多說一句，都可能破壞那個畫面的完整。那個手印像是案主在這段關係和工作裡，為自己留下的位置。案主用自己的方式，清楚而用力地留下印記，確認了自己的存在。
即便多年之後，我再也沒有看見這樣的盤面再次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