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一個十八歲的孩子，會被養成什麼樣的大人，有時候不是父母決定的——而是他那一年坐下來考的那場考試決定的嗎？
在法國，一個高中畢業生坐下來面對的，是一場四小時、一題哲學的考試。在台灣，他面對的，是兩題九十分鐘、要寫成「起承轉合」的作文。兩邊都是國家級考試，差別不在難度，而在於：一邊在訓練他「表達」一件事，一邊在訓練他「想」一件事。而這個差別，要等到他三十歲，面對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人生決定時，才會看得出來。
法國的 Bac：把哲學放在所有科目最前面
每年六月，法國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會參加一場國家考試，叫 Bac——baccalauréat 的簡稱。考試的第一科，就是哲學。所有一般組與技術組的高中畢業生都要考，不分主修，四個小時，三題選一題。
題目大致是這個樣子——「科學能滿足我們對真理的需求嗎？」、「國家虧欠我們什麼嗎？」、「違反法律有沒有可能是正義的？」。其中一題則是給你一段尼采、漢娜‧鄂蘭，或笛卡兒的文字，要你申論。三題選一題，寫四個小時。
台灣的國寫：兩題、九十分鐘、起承轉合
差不多的時間點（每年一月），台灣也有一場國家級的十八歲作文考試——學測國寫。兩題，九十分鐘。題目會是「樂齡出遊，你的看法」「玩物喪志，你的看法」這一類。
把兩套題目並排看，差別其實不在於哪一邊比較難——兩邊對一個十八歲的孩子，都是有難度的。差別在於，各自在告訴一個十八歲的孩子：
我們期待你是什麼樣的人。
一個訓練「表達」，一個訓練「想」
台灣的國寫，期待的是一個會把生活的模糊感受，整理成一篇有起承轉合、有漂亮句子、有合理結論的文章的年輕人。這是一種能力——它訓練的是「表達」。
法國的 Bac，期待的是一個在一道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前面，願意坐下來四個小時，把高中三年讀過的哲學、歷史、文學拿出來，組成一個自己有根據的立場的年輕人。它訓練的，是「想」。
這兩件事不是同一件事。表達是一種技術，可以被教、可以被練、可以被打分數。想沒辦法這樣處理——它不是技術，是一種狀態。
兩個社會，各自定義了「受過教育的十八歲」
這樣的落差其實不是偶然的。它背後是兩個社會，對「一個受過教育的十八歲年輕人」各自有一套不太一樣的定義。
法國的那個定義，比較像是一個公民——一個將要進入公共生活、將要對國家、對制度、對自己的生活做出判斷的人。所以在他十八歲的那一年，國家用一場考試去確認，他有沒有能力把一件複雜的事情想清楚。
台灣的那個定義，比較像是一個準備升學的人——他需要的，是能夠通過一系列測驗、順利進到下一個階段。所以在他十八歲的那一年，國家用一場考試去確認，他能不能在九十分鐘內，產出一篇格式正確、文字流暢的文章。
這兩種定義都各有它們的歷史理由，沒有哪一邊更好。只是被訓練成前者的那種年輕人，跟被訓練成後者的那種年輕人，長大以後面對世界的方式，往往不太一樣。
三十歲那年，差別才會看得出來
前者在三十歲的時候，面對一個沒有 SOP 的人生決定——要不要換一個國家、要不要讓孩子去上一所非傳統的學校、要不要相信一則讓他立刻有反應的新聞——會有某一種已經養成的習慣：先停一下，看看這件事到底是什麼，再看看自己怎麼想，再決定怎麼做。這個習慣不見得讓他做出正確的決定，但那個決定通常是他自己做的。
後者則往往會發現，面對這類沒有格式的問題時，他手邊能用的工具，大部分都是當年練來處理「有格式的題目」的——搜尋出現的第一個答案、採用聽起來像自己人的意見、把困難的部分外包給演算法。這不是因為他不聰明，是因為在他特別需要練「自己把事情想完」的那幾年，比較少有人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十八歲的人應該有的能力。
被討論的，不只是一份考卷
所以每一年，當國寫的題目又一次被轉發、被嫌棄、被拿去跟 Bac 並排的時候，其實被討論的往往不只是一份考卷該怎麼出——
而是兩個社會，都正在不知不覺間決定，它們要把一整代十八歲的年輕人，養成什麼樣的大人。
一個社會把一整代孩子養成什麼樣的大人，不是在考試那幾天決定的。它是在更早很多年——每一堂課、每一次對話、每一個「這不會考所以先跳過」的瞬間裡，慢慢被決定的。
等那些孩子都三十歲、都在面對一些沒有考卷的人生問題時，那時候才看得出來，他們究竟被養成了什麼樣的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