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糾正，還是被一個美國人糾正的，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幾年前某一次，我為林奐均的先生印主烈牧師 （Rev. Joel Linton）在台中一個小型福音佈道會中擔任翻譯，在會前跟那位牧師有短暫的談話，也許是因為林奐均的關係，牧師對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非常瞭解，也許某程度而言，還更客觀清楚這當中的錯綜複雜。
在談話中，我提到中國 China 的時候，我很順口的說出 Mainland China （中國大陸），聽到這個，印主烈牧師馬上回應： Why did you say Mainland China? China is China, is not your Mainland. （為什麼要說中國大陸？中國就是中國，不是你們（台灣）的大陸。」
小時候我也曾經以為10/25 是光復節，後來我才知道日本是被美國在二戰中打敗的，按這道理來說，台灣其實是被美國光復的。總而言之，台灣不是中國，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說是屬於中華民國，也幾乎站不住腳。
是的，我們跟中國兩個不同的各自獨立國家，我們不是他的外島地區，他們也不是我們的大陸地區。
我們的內地，不是中國內陸，而是南投。
應該身邊有不少人被我很雞婆的糾正了很多次，也許有人說，這不過是習慣用語的問題，為什麼要這麼嚴肅，這麼拘泥小節？
我對於語言的敏感，一方面來自於我對中國的戒心，一方面來自於我對於語言的理解，加上目前從事全職翻譯，每天都在斟酌語言，為了每個字詞鑽牛角尖。
大多數人都認為，用詞不過就是語言，語言不過是工具，工具是什麼？可以用就好，可以溝通理解就好，到底有什麼好吵的。但其實工具不過是語言的其中一個特性，最重要還有承載歷史、認知、文化，甚至串起人與人之間關聯性、歸屬感的特性，這也是為什麼有越來越多人關注語言的消亡，甚至也跟生物一樣有「瀕危」等級之分。
我們人類對於廣大世界或周遭世界的認知，透過語言具體表達出來，因此語言是認知的終點，但語言同時也會回頭型塑、改變人對於世界的認知，因此語言也是認知的起點，兩者成為不斷互動的辯證關係。
換句話說，語言既是認知的起點，也是終點。
之前還很認真參加翻譯研討會時，曾經遇過有中國翻譯學者一起參加的場次，由於年代久遠，我也不太記得當時中國學者與台灣學者討論激辯的內容，大致記得的是兩者都同意譯者背後的意識形態（註）會影響他們對於 source language（原文）的翻譯，例如：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人，就會把 China 翻成「大陸」或「內地」，但強烈認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人的，就會把 China 翻成「中國」。
但有些時候，用詞並不是那麼由絕對、確切的意識形態所主導，語言也是一種文化的展現，這裡講的文化比較屬於實際文化層面，也就是生活部份。字詞的形成是有「故事」的，每個用詞的形成和成功流通，都有它的情境脈絡，這種軟性的文化因素，會比有攻擊性的政治更容易透過語言，影響另一群人的認知與認同。如果這兩群人在各方面的關係地位幾乎平等，彼此沒有敵意，那麼這種語言的交互影響，可以稱之為「交流」，而且可以豐富語言的內涵，但如果這兩群人基本上在許多方面都是屬於攻防狀態，甚至其中一方有併吞企圖，那麼這種語言的交互影響，就可被視為一種「滲透」。
這也是我對於用詞的選擇如此在意的原因，尤其認為掌握語言權力的人（包含作者和譯者）都需要在處理語言時更加審慎，當然語言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的客觀中立，因為語言就是意識形態的展現，但可以也應該謹慎意識到自己的「主觀」部份，讓語言可以更加豐富，卻又不失去語言，甚至背後文化的主體性。
我想，問題就在於，就因為是習慣用語，才更需要謹慎，因為在口裡說出習慣用語的同時，我們的意識，也會漸漸的喪失敏感性，被用語所同化。
註：意識形態就是ideology ，就是 idea （想法）的總稱，也就是說只要是人都有意識形態，所以說人有意識型態其實是承認你是個活人，畢竟唯一沒有意識形態的，只有死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