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可以懲罰花心嗎？
情慾本來就是主觀的產物，又要如何以客觀的法條做界定呢？
在許多的性侵案當中，我們常常討論到受害者的斯德哥爾摩情結，也就是說受害者會將加害者的價值觀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因為擔心反抗會遭到更大的傷害，於是選擇讓身心凍結，如果加害者身上有一些吸引受害者的特質，例如：幽默、溫柔或是很慷慨…，受害者潛意識會傾向去喜歡加害者，讓自己有更好生存下去的理由，這是脆弱受傷的人心用來保護自己的機制，但在司法場景上，就成了默許別人來傷害自己的鐵證。
狼師湯師承問：明明是小紅帽為大野狼指路，為甚麼最後是大野狼要受懲罰？
但他沒說的是，大野狼是如何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偽裝成青蛙王子，騙取公主們純真的吻。
2023年7月，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未成年一律禁止師生戀。這是一個好消息，但卻不是萬能的仙女棒。法律是最後的道德界線，法律制定的原意不是為了處罰犯罪，而是希望即使是道德感低落的人，也能因為法律的存在，而避免去知法犯法，是為了避免犯罪而存在。然而對於有權勢、有智謀，玩弄法條於股掌之間的人而言，法律，只是片面證據的展演以及文字語言的巧飾拼裝。
書中律師張正煦的回憶提到，他曾被挖苦說：不是每件事都可以用法律解決。而這樣的反諷無關機智或玩笑，而是出於絕望。
唐福睿先生或許也是有感於文學創作以及戲劇藝術的感染力、滲透力都更甚於法庭的一紙判決，才會從寫狀紙跨界到寫小說、寫劇本，試圖在法庭正義之外尋求更深層細膩的解方。
在《教出殺人犯》一書中提到，曾被好好對待，才會好好對待別人。
在法庭上，我們被聚焦在檢辯雙方各自想讓我們看到的故事場景裡。
但真實的世界是需要我們反覆把鏡頭拉遠再拉近，才能從整個時間軸及人際網絡來理解：明明是令人唾棄髮指的罪行，究竟是什麼樣的心理扭曲，才能如此對自己的犯行處之泰然理直氣壯。而又是什麼樣的無助或自卑，才會讓一個人去說服自己，當自己受害的時候自己也有責任。
如果湯師承不是一位老師，或許他就只是一個花心的人、一個渣男、一個出軌的老公，法律上幾乎沒有論罪的空間，但是被他傷害的心，心痛的程度卻不會因為是否成年，是不是學生……身分年齡的不同而有不同。所以我們又怎能只仰賴法律？！
如同唐福睿先生在受訪時曾經說過的：法律的極限就是故事的起點，我們必須理解法律的極限，看見問題的本質。
不論是從這本書《童話世界》或是《八尺門的辯護人》當中，都能感受到創作者傳授讀者以專家心態的眼光角度去觀看事件，誘導讀者站在不同的位置層層反覆思考，撞擊讀者的預設立場。我想這就是創作者試圖以文學為媒介，意圖讓世界變得更好的企圖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