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1962)深刻塑造了法國的記憶，但這種塑造過程充滿了矛盾、選擇性遺忘和持續的爭議。
主流歷史敘事與其功能：法國歷史學界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主流敘事，傾向於譴責戰爭中的「暴力」並強調其悲劇性。這種敘事暗示法國有道義上的權利去捍衛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裔居民和忠誠的穆斯林，只是其執行方式「不正確」。
這種「記憶工作」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將阿爾及利亞戰爭描繪成法國歷史的「外部元素」。它創造了一種印象，即某種法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捲入這場衝突，直到後來才意識到其全面影響，並最終為了捍衛人權而反對這場戰爭。這種對「人權」的關注，是直到法國人對戰爭快速勝利的希望破滅後，才顯現出來。
對「記憶工作」的批判與深層問題：
這種記憶工作受到嚴厲的批評，它迴避了核心問題：一個國家如何能夠簡單地認為，可以將一個被剝奪了民族文化、從未達到與法國同等凝聚力的人類群體「去文化」化？這種對阿爾及利亞人民自我的否定，被視為一種「文化滅絕」。
儘管法國沒有進行一場種族滅絕戰爭，但它通過將阿爾及利亞人的「他者性」，限制在次要層面（如個人地位，被視為「文化劣勢」的標誌）來否認其異質性。殖民者塑造了阿爾及利亞人的身份，只保留了那些能證明其「劣等」地位的特徵。
這種「在家鄉」並否認他者性的意願，導致了「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以及阿爾及利亞人中強烈的民族主義浪潮。
法國公眾輿論的轉變與「戰爭意義」的建構：
最初，法國公眾輿論對「法屬阿爾及利亞」的依戀程度並不高，且整體上參與度不高。然而，隨著戰爭的持續，和軍事投入帶來的人員傷亡，法國必須為這場最初被認為「愚蠢且沒有出路」的戰爭賦予意義。
1957年之後，應徵入伍的法國士兵回到法國，他們親眼目睹了法國軍隊實施的酷刑和處決。「酷刑」的普遍化使得其無法再被否認，這導致部分法國輿論開始感到憤慨，至少是對戰爭的形式感到不滿。這種憤慨打破了執政集團的統一，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到1960年夏天，對酷刑的反對、對公共自由與共和政權的捍衛，以及「反殖民」主義者（特別是學生）的更高能見度，取代了最初關於法國在阿爾及利亞「自衛」的共識。這使得公眾逐漸相信，不通過「和平」手段就無法實現任何目標。戰爭的經濟成本和對人力資源的消耗，也促使法國社會對戰爭產生了厭倦和不滿。
「戴高樂」將軍的角色與記憶的重塑：
戴高樂將軍的歸來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建立，戲劇性地改變了激進少數派的影響力，他們如果無法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就無法再利用其影響力。 戴高樂成功地剝奪了，那些宣稱「法屬」阿爾及利亞的人，對「愛國者」稱號的專屬權利。這使得人們能夠以更冷靜的眼光看待阿爾及利亞的現實、法國的真正利益，以及法國在沒有「阿爾及利亞」的情況下所擁有的機會。他成功地避免了法國陷入絕望，並使其能夠適應失去「大國」地位的現實。
適應的代價與未解決的記憶問題：
法國適應失去「大國」地位的代價，是缺乏與「殖民歷史」的真正決裂，以及接受在阿爾及利亞對整個民族進行「文化滅絕」的犯罪性質。這意味著，儘管戰爭結束，法國仍在記憶層面上未完全擺脫「殖民」包袱。
接受「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終結，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問題不僅在於「戰爭」的恐怖形式，更在於法國領導人輕率地發動這場戰爭的態度。
「阿爾及利亞」戰爭迫使法國面對，其作為「殖民強權」的過時幻想，並在國際壓力、經濟現實與國內輿論轉變的共同作用下，進行非殖民化。然而，法國的集體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採取了一種自我安慰和合理化的形式，將「戰爭」的責任部分歸咎於「形式」上的錯誤，而非「殖民」本質的罪惡，並未能與其「殖民歷史」進行徹底的決裂，留下了一份未完全處理的文化遺產和記憶負擔。
參考書目： Elsenhans, Hartmut. “Les illusions françaises et la guerre d’Algérie dans l’historiographie. Entre nostalgie et constat d’une décolonisation inévitable”. Outre-Mers, 2016/1 N° 390-391, 2016. p.321-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