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故事」將一群人凝聚為某個「誰」

《聽海湧》── 一個在台灣不被提及卻不可被遺忘的「故事」

《聽海湧》(Three Tears in Borneo, 2024)

被冠上「竄改歷史、毀人名節」等汙名的《聽海湧》，曾遭國民黨立委柯志恩以此為由提案大幅刪減公視預算，而引起軒然大波^[1]。姑且不論「歷史劇」和「歷史」之差別^[2]（前者作為一種以歷史取材而進行的創作，後者則是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並以文字記錄的方式還原歷史現場的嘗試），「歷史」往往涉及對某一事件之不同視角的理解。基於人的有限性和個殊性，不同人總是以不同的視角觀看歷史。

實際上，對「歷史」的還原和認識往往也大量仰賴生者的口述經驗，而說者在講述過往的親身經歷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受記憶的錯置、情感的複雜性、再加上個人片面的理解等因素影響，口述歷史往往也都有在無意間加油添醋的可能。如此，所謂竄改歷史究竟是指，歷史事件的無中生有，還是所述之「歷史」不符合特定的「史觀」？所謂「史觀」本身就已涉及由某個視角出發，並對某一歷史事件進行的詮釋和理解，而某個特殊的理解往往也涉及到一群人因有共同的背景和經歷，而形成一特定的理解。這個特定的理解尤其重要，因為它關涉到一群人在某個視角下觀看自己在過去曾經「經歷」了什麼、「做」了什麼，從而使得這群人成為「誰」。換言之，說者乃透過講述自己的特殊體驗，提供在某個視角下的個人記憶，這個特定的敘事在持續被傳講的過程中，聽眾便帶著自己所理解的意義將之轉化為個別的記憶。這樣持續被傳講而集結成的「故事」是串起一個群體中的逝者、活者以及尚未出生者的「集體記憶」。它所提供的並非歷史上的對或錯，而是將一群人凝聚起來成為某個「誰」。

歷史的記憶仰賴於「故事」持續地被傳講

口口相傳的經驗是說故事者汲取材料的泉源。

──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的作品》。^[3]

誠然，歷史要能夠被人們記憶、甚至時常被人們提及，仰賴的是「故事」持續不斷地被人傳講下去。依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之見，「故事」具有常駐在人們心中的特性，這是因為「故事」所傳講的總是某人的親身經驗。故事始終是一個不脫離現實的創作，它涉及的是某個人深刻的生命經驗。當說故事者說起他自身或他人的故事時，聽者能夠藉由所聽聞的生命經驗習得生命的智慧或對此進行反思，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得出自己的理解，將之轉化為聽者自己的生命經驗。而當說故事者在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時，其重點並非在提供事件的因果解釋，而是單純地講述發生了什麼。故事因此保有一個開放空間讓人發揮，這個空間亦使聽者能夠接續提問：接下去會如何？要是事情不是這樣發展會如何？甚或對從故事中所理解的意義給予自己的詮釋和理解，並將之轉化為自己的記憶再接續傳講下去。

畢竟說故事的藝術，有一半在於說故事者在敘述時的那種刻意不解釋(explain)故事的本領…讀者可以依據自己對故事的理解，而自由地詮釋(interpret)該故事，如此一來，故事的內容便獲得了新聞報導所欠缺的，能廣泛引起讀者共鳴的感動力量！

新聞報導提供的是事件的因果描述，且新聞因為往往具有時效性，因此新聞的價值通常只在發生之時。然而，「故事」的價值是不隨著時間而貶值，故事的特性在於它只單純陳述一個別、特殊的親身經驗，而不加以解釋。正是因為這種不刻意解釋，且對故事該如何理解又仰賴於聽者的詮釋，「故事」因此反而有能夠延續下去且長存在人們心中的生命力。

故事始終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會有耗盡的一天！它們始終凝聚本身的力量，使其不致於散失，即使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依然可以發揮本身的影響力。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文化評論家和散文家。

「故事」之所以具有永存不朽的生命力，除了在於說故事者不刻意解釋，也在於聽者往往是在不帶特定成見的情形下汲取說故事者的經驗。在班雅明看來，在這樣的條件下，聽者便是處在一種心靈上的放鬆狀態下聆聽故事。聽者單純聆聽故事的過程中便很自然地會進入到故事中與之互動。這樣心靈上的放鬆狀態使聽者很自然地可將所聽到的故事賦予特定的理解，且在這個詮釋理解的過程中，故事能夠自然地進入人心對人產生共鳴和感動的力量，形成烙印在聽者心中的記憶，並轉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份。

如果聽眾愈出神忘我地傾聽故事，故事內容便愈深刻地烙印在他們心裡。那些近於故事節奏裡的聽眾在諦聽故事的同時，也在滋長本身說故事的能力。

而這個烙印在聽者心中的記憶同時又成為接續講下去的「敘事靈感性」，聽者同時又能接續用自己的方式將故事傳講下去。只要人們仍然在意過往的故事，只要故事仍然能夠感動人心、仍然能引起共鳴，故事便能夠持續一代又一代地傳講下去。

記憶串起了那傳統之鍊，而讓曾發生的事情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傳講下去。記憶在廣義上就是敘事的靈感性，而且還包含了敘事本身各種富有靈感的特性。

只要故事一直被人們在意和記得，並持續地被傳講，這個一代又一代地傳講下去的故事便成為一群人的「傳統」，且應當是成為一群人之所以凝聚起來成為某個「誰」、甚或為何仍然持守過去到現在相同的生活方式的基礎和關鍵。故事應當能夠是將一群人凝聚起來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關鍵，並成為某一個特定政治社群的「歷史」和「史觀」。

「行動」開創了一個能共同分享「事物」的「世界」

將「說故事」與一個政治社群的形成相連結，可以說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出富有啟發性的構想。鄂蘭同樣相當重視「說故事」，並將「說故事」的活動本身提升至形成和延續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根本基礎。欲理解「說故事」如何成為一政治共同體存續的基礎，必須先由她對「人」的理解說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德國猶太裔政治理論研究者(political theorist)。

對鄂蘭而言，政治生活形成的條件乃建立在人類「多元性」的處境。人類的「多元性」乃根植於人與人之間互為「平等」(equality)且又「殊異」(distinction)的特性，這些特性是人與生俱來、並使得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條件：

我們生而平等，平等的地方在於都有自己絕對的殊異性，每個人也都絕對和他人不同。

──漢娜·鄂蘭，《政治的承諾》。

這個建立在人的平等和殊異所形成的多元性，只有當人們透過他們的「言說」和「行動」顯露在讓人看見和聽見的「公共」之中──亦即：在公開地展演、顯露自我、與他人的互動和連結中──才會實現在生活世界中。

是故，人的多元性似乎也就蘊含著一個屬乎「公共」的領域的形成：

只要人以言說和行動的方式聚在一起， 就會產生顯露的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因而在時間和順序上都先於公共領域（public realm）的所有形成構造以及各式各樣的政府形式。

──漢娜·鄂蘭，《人的條件》。

在人實踐「言說」和「行動」的同時^[4]，便形成了顯露的空間，人們能夠共同分享某些事物，藉此人與人能夠相互連結與認識彼此。當人適當地實現其言說和行動的能力時，必然伴隨和開展出一個公共空間；它是公共的，因為任何人的所言所行皆能夠公開地讓所有人聽聞，任何人都能夠進入並參與其中分享事物。在此意義下，人的多元性在沒有任何阻撓的情況下應當是使人必然進入公共空間的基礎條件，且是使人進入政治生活或建立任何政治體制的先決條件。而這個開放讓所有人接觸和參與的公共領域，也就是屬於特定一群人所打造的生活世界。

在人透過言說和行動形成「顯露空間」後，便有逐步發展為公共領域和政治生活的可能。因此，另一個概念便呼之欲出，即：res publica。鄂蘭從其拉丁文字源，將”res publica”理解為「共同事物」。「共同事物」能夠廣義理解為：(1)公開、且(2)讓所有人共同分享的事物。這個能夠公開分享的公共事物能夠是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前者如桌子或椅子等器物，後者如歷史、語言或文化。物質性的器物是非物質性事物能發展起來的條件，舉例來說，有桌子和椅子的存在，人們才能圍繞而坐並討論和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或故事。換言之，人們製作的器物形成了一個既區隔你我，又將你我連結起來的「器物世界」，而器物世界的存在又進而形成了人與人能夠產生有意義的互動和連結的場域，使得一群人能夠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或聽聞而來的故事，乃至於屬於特定一群人的歷史、文化或語言，從而打造了一個屬於某特定一群人的「共同世界」。

鄂蘭用”res publica”一詞要指出的是：這個屬於你我的共同世界應當是超越世代而不朽的存在，在其中，願意共同守護將其凝聚起來的「共同事物」的這群人，傳講並接續前人開啟的故事，將他們的共同事物延續下去：

如果說世界包含一個公共空間，它就不能只是為了一個世代或是為了活著的人創設；它必須超越必朽的人們的壽命。

如果沒有超越到一個人世間潛在的不朽性，那麼就沒有任何政治，或嚴格地說，沒有任何共有的世界或政治領域是可能的。因為不同於基督教所理解的共善（一個人的靈魂的救贖是所有人共同的事），共有的世界是我們出生就進入的、死後就離開的世界。它超越我們的壽命，延伸到過去和未來；它在我們來到之前就存在，在我們的短暫羈旅以後依然持存。和我們共同擁有它的，不只是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人，更包含以前來過的人，以後在我們之後要來的人。但是這個共有的世界，它之所以能夠在世代遞嬗中持存，只是因為它是公開出現的。將人類想要從時間的自然廢墟中救出來的東西吸進來，並且讓它數百年來大放異彩的，正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在我們之前的許多年代（但是現在不復以往），人們之所以進入公共領域，是因為他們希望他們自己以及和他人共有的某些東西能夠比他們的俗世生命更加恆久。

屬於一群人的公共空間既然是人所開創出來的共同世界，那此一世界的延續必然也仰賴這群人以某種方式將所共享的事物延續下去，或是增添一個屬於這群人新的共同事物並接續下去。而這個關鍵就在於人是否繼續以「行動」(action)^[5]來延續這個共同世界：

在最廣義下的行動，意思是「發起」、「開始」（正如希臘文「archein」，意思是「開始」、「引導」、「主導」）、「啟動某一件事」（這就是拉丁文的「agere」的原始意義）。透過出生而加入的新來者和新鮮人，會採取主動並投入一種行動當中。一如奧古斯丁在他的政治哲學中所說：「為了開始，人被創造了出來，此前並無別人。」

依鄂蘭之見，「行動」意味著「開端」或「啟動某一件事」的能力，人能夠開啟一個人為的世界，也能為世界帶來改變的能力。透過「行動」所開創的共同世界，它首先必然是關涉著一群人的共同作為，也就是當相互「平等」且「殊異」的一群人開始講述他們各自的故事時，這群人便啟動了一個屬於他們的共同世界。而引文所說：「將人類想要從時間的自然廢墟中救出來的東西吸進來，並且讓它數百年來大放異彩的，正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人的條件》，頁59–60。）乃須藉著人開端啟新的「行動」能力，將一群人所共享的共同事物讓人聽聞和分享，並接著延續下去。因此，有別於奧古斯丁所認為的，上帝是創造這個世界的開端，人是創造屬於人類自身世界的開端，因此類比於上帝在創世時所行的神蹟，人類與生俱來的開端啟新的能力對應於所造的人為世界也是一種「創造奇蹟的能力」，且是專屬人類的能力。

而當人們在進入共同世界時，每個人皆是一同參與了某個人開啟的故事，這個故事可能是已逝者或還活著的人所開啟，且若活著的人願意連結過往，並持續地將故事傳講下去，故事又能夠延續至尚未出生者。一方面，參與此共同世界的人們能夠透過聽聞前人過往所開創的事蹟，形成集體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建基在前人所建立的「傳統」，接續屬於該社群自己的故事，藉此便建立了屬於該社群成員特殊的身份認同。而這個在時間序列上延伸過去至未來的「敘事線」乃構成某一群人特定的「史觀」，且是成為「一」群人的關鍵。是故，每個社群都有屬於對該社群成員意義重大且值得紀念的節日，這一具有特定意義並屬於一特定「國家」的「紀念日」正是建基在屬於某一群人的故事中的「集體記憶」。

《聽海湧》所要探討的「認同問題」

《聽海湧》主要在描述二戰時期被派至北婆羅洲的台籍日本兵，他們因為其特殊的身分而處在非常尷尬的境遇。縱觀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命運大多都掌握在殖民者的手中。在歷經不同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或許從來沒問過自己是「誰」，也從未有機會藉由歷史的敘事來重構一段屬於台灣人自身的集體記憶和自我認同。遑論當時赴往戰爭前線的這些台灣日本兵，在長期接受日本皇民化的教育下，不少在此背景成長的台灣人都認同自己是日本人。《聽海湧》乃以這樣的時代背景為主題，傳達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劇中以不同的視角呈現對這些所謂「福爾摩沙人」究竟是「誰」的不同認知。

二戰時期被動員前往戰場的台籍日本兵主要為軍伕和軍屬等非正式軍人，以協助戰地及戰俘的管理和其他勞務。實質上，他們並非正式軍人，在身份上日本人也並非全然認同他們屬於真正的日本人。劇中描繪了各個台籍日本兵實際上也各有不同的理由從軍，劇中的三位主角新海志遠、新海輝和新海木德都帶著不同的理由從軍，三者性格的迥異，各自的命運也不同。而其中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新海輝，他極力證明自己是日本人、認同日本為自己的祖國，而積極投入戰事。

劇中另一個有趣的設定是台籍日本兵與中華民國領事的互動，兩者因為語言互通而凸顯了台籍日本兵非常詭異和微妙的身分。在中華民國領事的眼裡，看著這些有某種相似背景、說著相通語言的台籍日本兵，卻身穿日本軍服作為盟軍的敵方，似乎有種難以言喻的矛盾感。儘管兩者說著相通的語言，但這些台籍日本兵的自我認同卻不同於中華民國領事，而在中華民國領事看來，說著熟悉的語言的另一方有著與自己迥異的身分認同，肯定是既矛盾又複雜的心情。

然而，台灣人的身分認定的矛盾和複雜性在軍事法庭的審判上來到了高潮。審判過程中呈現了三種看待台灣人的不同視角：「盟軍」、「中華民國」和「日本」，但唯一欠缺的卻是「台灣人」自己的視角。頓時失去「祖國」的台灣人，究竟是「誰」？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和歸屬？

《聽海湧》這部劇非常細膩地描繪了在軍事法庭上台籍日本兵在身份的認同和轉變上的複雜情緒和混亂。戰後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後，台灣人從戰前為日本國民的身分轉變為中華民國的國民，而四散各地的台灣兵由於這身份的轉變也迎來不同的命運。台灣和中國因為相隔50年造成文化上巨大的差異，本已造成台灣人極大的錯愕和不適應，而戰後有些許的台灣人又遭國民黨誘騙至中國參與國共內戰，甚至戰後回台的台籍日本兵又因為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敵軍而長期被政府監視。種種上述的情形或多或少使當時的台灣人對於自己的身分和歸屬有著複雜的感受，甚至是很大的衝擊。

如上所述，台灣人從未有機會認真思考自己是「誰」的問題，然若鄂蘭所定義的「政治」為一能夠說故事的公共空間的話，我們是否已擺脫殖民者觀點的陰霾，並開始講述了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歷經長年殖民統治和民主化過程的台灣，台灣人沒有一刻不渴望能夠講述屬於自己的故事，建立一個屬於台灣人自身的國族認同。在這樣的境況下，實需一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歷史敘事。而任何以各種手段來防止台灣人說故事的機會，便是以人為的方式扼殺鄂蘭所言之人的「行動」能力。

屬於台灣人的「共同事物」

如今，沉沒數十年屬於台灣人的共同事物需要我們一同找著，並持續傳講下去。而這個共同事物，本文想由幾個台灣人講述的戰爭記憶提起。

許昭榮先生，1928年出生，臺灣屏東人。[6]

身為台籍老兵的許昭榮先生，二戰時曾擔任日本帝國海軍，在戰後又受國民黨政府的脅迫而加入國民政府軍，並派往中國參與國共內戰。在他所編撰的《台籍老兵的血淚恨》一書中，除了講述他自己的戰爭記憶，也蒐集了其他台籍老兵的口述歷史。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許多在二戰時加入日本軍的台籍兵，戰後受到國民政府的拐騙或脅迫而被派往中國參與國共內戰。有的不幸戰死在中國，也有的後來在被解放軍俘虜後被迫參與解放軍，並又被派至朝鮮參與韓戰；而有些幸運存活下來的人因為曾有國民黨軍的背景，而之後在文化大革命時成為被批鬥的對象，陷入慘絕人寰的境遇。命運似乎總是在對台灣人開過份的玩笑，時局的發展似乎也總是在玩弄這些台灣人，處在時局混亂和無情時代的台灣人莫名被捲入一波又一波的戰火當中，而每一波戰爭的參與都顯示了生為台灣人的無奈和可悲。「台灣人究竟生為何人又為何而戰？」是許多台籍老兵至死都尚獲解答的疑問。

由此可見，出生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男子，不少人當過日本兵、日本軍伕、軍屬；當過中國國民黨政府軍的士兵；也當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國共內戰，乃至韓戰，把短短的人生，全程投入在戰爭中，無奈地到處充當人家的砲灰，真是不知道為何而生，為誰而死！？您說，生為台灣人悲哀不悲哀？

台籍老兵的議題在許昭榮先生的努力下而在解嚴後逐漸得到重視，靠著許昭榮先生的努力，台灣唯一紀念二戰台籍老兵歷史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也終於在高雄旗津落成。

高雄市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二戰結束後回到台灣定居的台籍日本兵的境遇並不好受，因為曾作為中華民國之敵國的日本兵身分，使得這些台籍日本兵長期遭受到國民黨的監視，無論是遭遇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的迫害，或甚至在往後生活和工作上都遭遇到極大的歧視。

除了以上的記述，台籍日本兵因在二戰時被派往不同地區作戰，有些被派往中國東北的台籍日本兵在戰後被擄至西伯利亞集中營，也有的在海南島或其他地方等待回台的船隻一等就是好幾年。因為種種不同的因素，各個回到台灣的時間都不同，他們隨後的遭遇也盡不相同。綜而觀之，在歷史的洪流中，台灣人不僅被捲入國際的戰事，且又不斷地淪為殖民者所利用的工具。

本文所引雖然只呈現這段歷史的冰山一角，但目的乃希望能夠繼續將這些故事傳講下去，希望能一同維護這些台灣人的「共同事物」，形成一個屬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以至於能夠形成一個關於我們是「誰」的論述。

除了共同的戰爭記憶外，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也歷經好幾代人所開創的故事，不僅造就了現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成為台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這些故事距離我們已相當遙遠，歷經了世代交替，以及在特定的黨國史觀之下，人們已經漸漸感受不到這些「歷史」的溫度。

然而，班雅明在其著名的文章──《歷史哲學論綱》中提到，「歷史」並非只是單純的紀錄「過去」，也不是在一個有歷史終點的「史觀」下，抵達終點前的事件片段；「歷史」是過去，卻又是當下。唯有當下的人們去喚醒、去恢復某個過去片段的體驗和感受，將那些被歷史的洪流或政治力量輾過去的人們從灰燼中拯救出來，「歷史」才能帶給予當下的人意義和連結過往。班雅明以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講述新天使總是注視著那些被歷史遺忘和輾過的屍體殘骸，期望將他們喚起並重新修補。班雅明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被賦予這樣的力量，能夠將過去發生的事件從歷史的灰燼中拯救出來：

我們來到人世間是在前人的期待之中，而我們也跟所有人一樣，都被賦予微弱的、「過往」所要求的救贖〔彌賽亞〕力量。

保羅．克利（Paul Klee），《新天使》（Angelus Novus）。

因此，「歷史」的記憶必須不斷地被喚起，「故事」必須不斷地傳講下去，藉由「言說」和「行動」，將某群人凝聚為「一群人」的「社群」才得以被開啟和延續下去。

我們或許會問，為何我們要將那些已逝的前人的故事接續下去？

若我們回到鄂蘭從羅馬人對「宗教」、「權威」和「傳統」等概念的理解著手，”religion”（宗教）一詞的拉丁字根”re-ligare”就其字面意思上有「返回性連結」之義。鄂蘭認為，羅馬人對宗教的理解有「連結過往」之意。對羅馬人而言，前人所開創的豐功偉業而形成的「傳統」不僅是為當今人們的生活方式奠基，也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時下的人們若認同這樣的生活方式，便認為有義務連結前人所建立的偉大事業並為其奠定基礎。而拉丁文”auctorias”（權威）源自動詞”augere”，原意為「擴展」(augment)，亦即承接前人所打造的豐功偉業，而將所打下的基石接續傳承下去。這過往所打下的基石便是「傳統」，若時下的生者肯認這個傳統，便會傳承下去。而傳承的目的只在於持續守護或擴充前人的豐功偉業。

是故，一群人「返回性連結」的意願也仰賴他們言說和行動的能力，是否願意將過去的歷史視作共同乘載的歷史記憶，並持續將它們傳承下去。如今生活在台灣這塊島嶼上的這群人，是否意願返回連結前人們所開創的故事，將故事繼續傳講下去，藉此將這塊島嶼上的人凝聚為某個「誰」也仰賴這群人是否願意以行動回應。

^[1]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細數公視爭議：不願謙卑面對《聽海湧》竄改歷史、毀人名節的嚴重爭議

^[2]政大歷史系教授藍適齊：歷史劇從歷史取材，但歷史劇不是歷史

^[3] 本文引用班雅明之文字皆引自：《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莊仲黎譯，商周出版。

^[4] 「人類團體所有必要且實際存在的活動當中，只有兩種被認為是政治性的，而且構成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行動(praxis)和言說(lexis)，由此產生人類事務的領域」。（參：漢娜·鄂蘭著，《人的條件》，林宏濤譯，商周出版，頁32。）

^[5] 鄂蘭將人的生命活動區分為：「勞動」(labou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簡言之，鄂蘭認為這是人的活動的三種不同境界。「勞動」對應的人為了自然需求的滿足而進行的活動，諸如吃飯、喝水或睡覺等等；「工作」則是進行一種對自然進行人為改造的活動，人可以透過對自然進行加工而形成一個器物的世界，並進而產生一個「行動」的場域；「行動」則是唯獨人透過與他人的互動而建立起一個共有的世界，能夠對世界進行改變，甚或開創一個新的可能性。

^[6] 【被遺忘的歷史】錯亂時代下的台籍老兵自焚者：許昭榮

【閱讀資料】

• 磯村生得，《失落祖國的人：一位臺灣日籍老兵的血淚回憶》。
• 許昭榮，《台籍老兵的血淚恨》。
•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
• 陳鵬仁，《世紀之足跡：臺灣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 陳力航，《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 張子涇，《再見海南島：臺籍日本兵張子涇太平洋終戰回憶錄》。
• 陳德儀，《一位高砂志願兵的摩洛泰島戰記》。
•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
• 鍾逸人，《此心不沉：陳纂地與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
• 許明淳，《冰封的記憶：尋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
•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莊仲黎譯，商周出版。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人的條件》，林宏濤譯，商周出版。
• 漢娜·鄂蘭，《過去與未來之間：政治思考的八場練習》，李雨鍾、李威撰、黃雯君譯，商周出版。
• 漢娜·鄂蘭，《政治的承諾》，蔡佩君譯，左岸文化。
• 葉浩，《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