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整理了閱讀書單，預計接下來會陸續把閱讀筆記放上來。這次讀歷史學家Kathleen Canning的文章“Feminist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izing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1994），三十多年前的文章，適逢後結構主義興起所引發的女性主義內部爭論。一邊是7、80年代企圖透過論述什麼是「女性」來爭取女性位置的女性主義者，另一邊則是企圖解構一般作為西方、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企圖讓更多異質聲音出現的後結構女性主義者。受到後結構的批評與刺激，前者回應這種解構所帶來的內部分裂是一種女性主義的危機，弱化了「女性」整體的政治力道，鬆動了性別運動的凝聚力。對此，Canning嘗試從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切入，探討其對女性史與性別史所帶來的意涵，以分析兩者之間的論爭，並提供第三條路作為解方。
什麼是「語言轉向」，依Canning所指，在歷史學領域中，『語言轉向』一詞指的是對再現（representation）的歷史分析，而非追求一種可辨識、可回收的歷史「現實」（註1，p. 369）。換言之，語言不再只是用來描述客觀世界的工具，事實是，我們並非先有一些想法，再以對我們而言完全通透、可掌握的語言工具將之表達，而是語言就是構成我們想法的一部份，是故被理解為構成歷史事件與人類意識的要素（註1，p. 370）。儘管許多學者會從傅柯、德希達或拉岡出發談語言轉向，但不同的是，Canning認為女性主義史學在其系譜中佔據了核心位置，因為早在這之前的種種女性運動、女性史便向我們揭露，「論述」並不是對客觀世界的描繪，生物本質論如何邊緣化女性、將女性視為男性的附屬，從而建構社會的性別差異，並將差異錨定於社會實作與制度之中。女性主義史學蘊含對所謂「自然」的瓦解，而在消融了各種傳統的二分範疇——如男/女、公/私、理性/感性、文化/自然、思維/身體——之後，同時也意味著原本被視為單一整體的「女性」，其邊界開始碎裂。至此可以看出Canning的研究企圖與進路。之一，從女性史學出發，揭露其如何早於一般男流社會學家，開始發生「解構」現象。之二，進一步談女性史中的「解構」如何可能？帶出「經驗」、「能動性」、「論述」與「身份」的重要性，必須被嵌入跨學科的辯論之中。之三，由此回應因後結構女性主義興起而出現的論爭，藉由「歷史化的」重寫（個人化的）「經驗」與（結構式的）「論述」這兩個術語，將「能動性」、「主體性」與「身分」等概念引入。之四，透過改寫後作為批判工具的「解構」，讓微觀的真實經驗與宏觀的結構論述能被同時保留下來；換言之，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對「女性」經驗的關懷，以及後結構女性主義者對結構性不平等的批判，並非只能二擇一的取捨。作為女性主義史學家，Canning以德國威瑪時期的社會民主紡織工會（DTAV）為例，展開歷史化經驗與論述的探討。
Canning整理了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遭遇時可能產生的三種結果（註1，pp. 372-3）：第一種，女性主義者抗拒他們所感知到的、來自多重且不確定的女性身分所造成的碎裂與癱瘓效應。因為直到不久之前，他們的主要任務仍是找回女性主體，並使其在歷史中可見。第二種，將這場危機視為學術與政治上令人振奮的契機，主張對女性的解構並非對該該念的全盤否定，而是要求批判性的部署。然而Canning指出，若未對「解構」本身加以重寫，這樣的說法是值得我們質疑的。第三種，則構想一種兩者彼此轉化的進路。如文學學者Mary Poovey主張，正因為解構在根本上對女性主義提出挑戰，這一重寫行動將不僅轉化解構，也將轉化女性主義本身（Poovey 1988a, 51, 60–63）。循第三種方式的Canning，企圖透過探究主體在特定歷史情境中如何中介或轉化論述，來梳理論述與經驗之間的關係。
註
- Canning, Kathleen. “Feminist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izing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 Signs, vol. 19, no. 2, 1994, pp. 368–404.
【延伸閱讀】
女性主義對你來說是什麼？
女體與大眾文化（六）：四波女性主義浪潮
女體與大眾文化（五）：基進女性主義及其批判
情動轉向（一）：to affect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