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夏天開始，我停止發送簡歷，開始謀劃給自己打工。設立一家公司，做一些有挑戰性的，有趣的事情。到目前為止，登記了工商註冊。簡單來說是國際貿易。
從完全不相干的學術圈到做生意，期間當然是有很多感悟。很多插曲。
這整件事情完全顛覆了我曾經對人生的設想和規劃：我選擇進入學術圈的初衷之一，是可以更多地獨立工作，專注做自己的事情。十年前，我自認為不善社交，所以去研究所或許是最好的去向。
然而，研究所裡的人實在很無聊，集中了成績好但有各種成長創傷的、每天緊張兮兮的人——我就是其中一個。研究所裡的人都喜歡壓迫，要麼壓迫下屬和同僚，要麼壓迫自己，或者兼而有之。我實在不想繼續了。這種環境磨滅了我對學術的所有熱忱。
但研究所裡（擁有或馬上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有一個極為顯著的優點：他們的理解和執行能力超群。不管什麼話題，給一個lead，對面就可以立刻形成合理的邏輯鏈並給予反饋。到了做事的時候，尤其是理工科的，幾個TB的文件夾井井有條，編碼統一而明確。
如果他們之中出現了似乎無法理解你、或者執行很緩慢的情況，大多數是“不願”而非“不能”。
在研究所時，90%人都是博士，我時常覺得自己是所裡最無能最差勁的那一個。這種imposer symdrome再常見不過了。
研究所外完全是另一副光景。按照統計數據，就算在歐洲也只有1%-3%的人通過了績優主義長期精神控制的考驗而獲得博士學歷。
我的第一個經驗就是，過分高估他人的規劃能力。
我實在不能理解，如何能走一步看一步？必然是要提前做足了功課，調研、論証、預演、分析、修改後才能開始預實驗。實驗的成功和失敗都要有下一步的準備。
我的腦袋裡每天都在瘋狂預想各種可能性，大到未來要找誰合作，小到一張包裝紙的細節。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這大概就是我那博士老闆希望我當時達成的精神狀態：無時不刻不想著研究課題，大到全新的理論和假設，小到實驗室裡各種需要補充的耗材。我已經記不清那幾年裡我是否有過這樣的狀態。但就算有，那也是被動的。心心念念著研究課題，不是有多麼熱愛（曾經是熱愛的），而是因為那是我的工作，我承接的課題，而我須得認真負責，是因為工作量大到必須無時不刻地工作。我會在任何可能的工作間隙逃離工作。
到了博士第三年的時候，我意識到，導師與他的博士生是一種非常微妙而具有欺騙性的關係：明面上他是Professor，你是student，你們是師生，講的是師生情誼；實際上他是老闆，對你這名低薪員工的去留有絕對的決定權，只要不違法犯罪，他就不受一切指控的制約和懲罰，並且這種特權隨他的職級和年齡的增長而增長。職場霸凌？言語侮辱？超時工作？那又怎樣呢，受不了就只能走人，舉報幾乎沒有用處——在任何國家都一樣。
研究所的人事部是與老闆們站在一邊的（和社會企業裡的情況一樣），而學生們大多以爲學校是保護他們的。
那時我終於明白這種關係為什麼令人痛苦：教授說你是在為自己打工，你為自己做研究，賺到的文章是你自己的。但這實際上確實是老闆自己的方向和想法，你幫他打工做實驗、分析數據、做報告、寫文章，開會時他動動嘴皮子，用批評來展示自己的批判性辯證思維。這與在企業裡工作難道有什麼不同嗎？但是企業裡的老闆如果說“你是在為自己工作”，誰聽了都會覺得很可笑。但因為一篇付費發表文章上的署名權，這件事難道就有了質的改變嗎？
讀博好比女人結婚，就怕上錯花轎跟錯老闆。不是說沒有正常人，我前一位老闆便親如長兄慈父，讓我只恨不能一直跟著他，是一位讓我親爹都自愧不如的師父。但是在學術圈，正常人是稀少的；在學術老闆圈，正常人更是稀有物種。想去研究所就最好假定老闆們全員惡人。
當我擁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時，我才終於感受到給自己打工在精神上的不同。是“我想要這樣做”而不是“老闆想要這樣做”。因為是“我”真切想要的，所以我可以超時工作，一天十幾個小時也心甘情願。
最可笑的是結了婚的老闆會問你為什麼擠不出時間來多做額外幾個小時的工作。他們說自己還是丈夫和父親，你只是一個單身的人，沒有那麼多的額外責任。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時，過於震驚，也沒有反駁。我甚至責問自己，是啊，為什麼？
後來想明白了，那是因為我沒有老婆。沒有一個幫我煮飯、幫我打掃、幫我洗衣的“老婆”。我下班後回到家裡須得成為我自己的“老婆”。所以我沒有辦法在七點鐘回到家後，八點鐘就吃完飯，九點鐘洗漱達理完開始做研究到十二點，第二天七點起床，八點上班。也許我每天吃泡麵，一個月才洗一次衣服，也可以做到九點就又開始做科研。但是為什麼？我為什麼要捨棄正常的生活方式，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達到一個已婚男老闆的工作狀態？我就算從從容容八點吃完飯九點閒下來，我為什麼又非得放棄一切娛樂、投入工作？
那應該是另外的價錢。
當我為自己的公司工作時，我很清楚，當我向他人支付一筆酬金時，我並不是買斷了對方接下來一段時間的所有生活。對方只是在他的八小時工作裡為我付出一些。
我知道我沒有合理的理由要求別人為了我的想法、跟我一樣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換句話說，老闆比員工的工作時間長，才是理所應當的。而非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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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研究所裡工作時，我從未覺得自己的精神受到老闆的迫害。我覺得我很堅強，保持著相對良好的心態，沒有出現嚴重的焦慮和抑鬱問題，達到了健康畢業的預期。
但實際上，精神上受到的影響是滯後的，綿長的，瀰漫的。畢業後我陷入了很深的自我懷疑——是的，那張畢業證沒有讓我有多高興。它好似一張刑滿釋放的告知書，你不會覺得欣喜若狂，而是終於鬆了一口氣，甚至有一些迷茫。
就好像高強度工作時身體往往沒有事，而一旦工作結束或者放假，疲憊洶湧而至，很容易在這個時候感冒發燒。心理上也是一樣的。某種類似腎上腺素的東西在戰鬥生存模式下確保我們的戰鬥力，戰鬥結束後便迎來漫長的修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