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權力的地圖：從發亮的酷刑到陰暗的監獄
這些得以對身體操作進行細膩控制、這些確保其力量之穩定臣服並且對它們施加了一種順服─效用（docilit-utilité）關係的方法，我們可以稱之為「規訓」（discipline）。（266-267）
……如此多的牢籠，如此多的小型劇場，每位演員在裡頭都是獨自一人，完美地個體化及持續可見。全景的（panoptique）部署方式安排了一些可以持續地看並且可以一眼認出的空間單元。（266-267）
所謂的權力圖式轉變指涉的是什麼樣的轉變？其在權力系譜學的考察之中，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德勒茲（2000: 105）在《監視與懲罰》的書評末尾，引用了傅柯在《文訊》（Nouvelles littéraires）訪談中的自陳：「我（傅柯）是一個地圖繪製學者……」既然權力自始就是散落各處，並在最後匯集於監獄之上，那麼研究權力者要做的事情，便是發掘起點與終點之間的多重路徑，並嘗試描繪出其整體樣貌以及力量關係；而這正是傅柯自認是一名繪圖者的原因。傅柯將自己繪製的地圖稱為一種「圖式」（diagramme）：這是一種抽象的、不具有實際形體的抽象機器，是一套需要透過人才能看、才能說的「眼盲耳聾的機器」；而圖式也並非一成不變，歷史上有多少社會場域就有多少的圖式（Deleuze 2000: 93-94）。
法國哲學家 Gilles Deleuze（1925-1995），著有《尼采與哲學》（1962）、《尼采》（1965）、，《差異與重複》（1968）等書。傅柯在《監視與懲罰》中提到自己深受德勒茲與瓜達里等人的影響。圖／Scale News
在傅柯的敘事中，我們可以簡略地將圖式區分為兩種類型：王權的以及規訓的；兩者的權力邏輯與運作的方式截然不同，而這也反映在刑罰的形式之上。一八五七年時，法國最後一位弒君者達米安（Damiens）因為刺殺路易十五未遂，而被處以車裂；僅僅四分之三世紀後，雷翁‧佛榭（Léon Faucher）則為巴黎少年監獄立下了一套嚴格的作息表（7-13）。一場酷刑（supplice）與一份作息表間的對比，正是兩種權力圖式所呈現出的截然不同之光景。以下，我將透過兩種權力圖式、以及兩者間的過渡時期所代表的不同懲罰權力，演示權力在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的演變。
在王權的權力圖式之中，權力運作深受國王的兩個身體之政治神學影響：國王不只擁有會腐壞的自然之軀，同時也具備永恆神聖的政治之軀。在這樣的邏輯下，犯罪除了直接傷害到他人外，也攻擊了統治者（sourverain），「因為法律如同統治者之意志，所以罪行已針對個人的方式攻擊了他；因為法律的力量就是君王的力量，所以罪行也在肉體上攻擊了它。」在此，酷刑即具有一種「司法─政治功能」，其是一場恢復受損的統治權的典禮（84-85）。而在這場典禮中，除了握有國王之劍的劊子手、以及侵害國王統治權的罪犯之外，還有作為觀眾的人民。在公眾面前，國王藉著「權力對著罪犯發出雷霆之怒的展演來引發恐怖效應（effet de terreur）」（99-100），重新確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可以說，此時的權力仍然是以一種極端的可見性，透過在罪犯身上綻放出其亮光，宣告主權的不可侵犯。
不過，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和路易十六被斬首，宣告著國王的身體已經被一分為二。當權力不再集中在一個中心後，刑罰的施展與轉型又要如何開展呢？實際上，在國王的身體被斬首之前，轉型就已經悄然展開。在十八世紀下半葉，無論是對國家還是思想家而言，酷刑都開始變得危險且難以忍受。對國家而言，酷刑帶來危險，因為其作為一種以人民為主要觀眾、專屬於國王的報復儀式，讓「國王的暴力與人民的暴力都在其中找到支撐而相互對抗」。思想家們除了反對酷刑帶來的危險外，也進一步與啟蒙運動中的社會契約論接合，提出一種「柔和化的刑罰」（pénalité adoucie），為懲罰權力構建了一套新的經營方式與新的技術。在這種新式的權力經營中，「人性」不再只停留在道德層面，而是作為權力經濟學的尺度，它設定了懲罰的邊界，以確保刑罰不再只是主權者的個人報復，而是一種以修復社會損害、具備教化功能的規範性懲罰。
這種新式的懲罰邏輯不只是方法上的，更是觀念上的。儘管懲罰仍然以身體作為對象，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作為權力的刻畫面（surface d’inscription），並以符號學作為工具；通過觀念的控制，來達成身體的服從。──什麼都無法與觀念間習以為常的連結相抗衡，只會讓它連得更緊；在大腦的柔軟纖維上，建立著最堅固帝國屹立不搖的基礎。（177）」可以說，當國王的身體被一分為二、社會契約論成為刑罰目的之核心觀念後，或許可以說權力的主體不再從一個單點發起作用，而是從人們的觀念、人們內心對於法律的服從所作動。懲罰不再是為了要照亮主權，而是要懲罰那些不服從的、違反社會整體利益、違反了他所簽訂之社會契約的法律主體。
從現在看來，暴戾的酷刑與柔和的刑罰最終都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而最初被視為「不透明的、暴力的、可疑的」監禁制度，卻成為了刑罰制度的首選。對此，傅柯所給出的解釋──同時也是他全書最重要、也最基本的論點──乃是「規訓社會」（société ‘disciplinarire’）的全面來臨。這裡的規訓並不等同於任何建制或機構，而是一種「權力技術」，並貫穿著所有的建制與機構，並使其以新的模式串聯、延展、匯合及運作（Deleuze 2000: 83）。
基於規訓技術所發展的監禁，其目的不再只是定罪或是或是懲罰，而是試著在懲罰的過程中，展開對個體的全面重塑。規訓社會的形成依循著兩條軸線：思想的流變以及技術的組合。在思想層面，十八世紀經歷了對人口認知的轉型。人口不再只是國王領土上的臣民，而被視為一台可以被拆解、觀察與最佳化的機器：「一個順服的身體是一個可以被制服、被利用、被改造及被改善的身體。（265）」在技術上，發展於學校、醫院、工廠、軍隊等空間中之零散的規訓技術──包含空間的細分、嚴格的作息時間表、不間斷的身體矯正與等級化的監視──被整合為一套懲罰權力之戰術，同時設置一套標準，來進行裁決與檢查（L’examen）：前者透過一套標準來衡量個體，一方面獎勵達成標準的個體，同時對偏差者展開懲罰（3.2 良好訓練之手段）；後者則透過定期檢查將個體轉換為檔案、一種個案，使得裁決能夠不斷進行。一種政治解剖學就在兩者的交會上被發展了起來：「這種政治解剖學界定了其他人的身體如何可被控制，不僅是讓它們做人們所要的，更是讓他們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來運作，以我們所決定的技術、速度及效果來進行。（267）」
圖為古巴的模範監獄（Presidio Modelo），始建於1926-1931年獨裁者格拉多・馬查多（Gerardo Machado y Morales, 1869-1939）執政期間。該監獄直接參考了邊沁提出的環形監獄概念。。圖／Wikipedia
最終，如果要用一個概念將規訓社會與監獄進行連結，那非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論（Panopticism）莫屬。全景監獄不只是一個構想中的物理空間，而同時象徵著規訓社會所對應的那套權力圖式。透過中心塔台與環形牢房之間的「全面可見／不可見性」的絕對不對稱，權力的執行者變得隱形，而被規訓者則處於永恆的被觀察狀態：「這部建築機制創造出及支持著一套權力關係，自外於實際操作它的人；簡而言之，要讓受監禁者被納入一種權力的處境中，當中他們自己就是權力的支撐者（porteurs）。（379）」至此，刑罰的改革達成了它的任務：以最低的成本，換取了對個體靈魂最徹底的宰制，使監禁最終脫穎而出，成為現代規訓社會的原型，以及刑罰的最理想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