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自己消失，比爭取理解安全
大約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們全家從靠海的鄉下，搬到了市郊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在物質上，父母或許盡了他們所能，供給我們飯吃、買玩具給我們，但在那棟看起來寬敞、光線充足的大房子裡，我卻從來沒有感受過一絲內在的安全感。
父母或許盡了物質上的能力，但他們沒有能力給孩子穩定的安全感。
在手足中排行最小的母親，年紀輕輕就生了三個孩子，她帶著自己原生家庭裡極深的不安全感與未解的創傷就早早進入了婚姻。
在我的記憶裡，她一直都習慣用強烈的情緒勒索，霸道的語句用輕生、自殘的威脅的方式，來獲取她想要的感情關注、以及對家庭的經濟掌控權；而我的父親則是一個傳統、卻不知如何表達情感的男人。面對家庭問題與妻子崩潰的防衛機制，就是大吼大叫的恐嚇跟身體的壓制。童年中的父親，總是用暴烈的憤怒與破壞，來掩飾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的無能為力。
每當我受了傷，或是試圖表達一點委屈，父母的第一時間永遠不是傾聽或者理解。父親會立刻用暴怒的吼叫與威嚇壓制我：「小孩子頂什麼嘴？妳以為妳是誰啊？」母親則習慣用尖酸的尻洗語氣對我說：「養妳那麼大有什麼用？」
在他們的語言裡，「脆弱」並不是可以被接住的東西，「犯錯」是一種會被拿來羞辱的把柄。而「不順從」的下場就是隨時被拋棄。你認為這是華人家庭獨有的特徵，還是連職場都有的樣貌呢？至少對我來說，父母對著本該最愛的孩子那時時刻刻的「恐嚇」，曾是我最深刻的自卑感來源，那樣的對待方式，我也總是用同樣的語句對著自己說話。我只要犯了一點點錯，第一個嚴厲恐嚇自己的人，就是我自己。
於是我的童年中，只要有一絲火藥味，我就會主動洗碗、安撫弟妹，把自己變成一個消音器。我很早就學會，先讓自己的需求消失，比爭取理解安全。
好幾次，國小放學後，一打開家門，我就能聽見廚房裡傳來，父親憤怒地將重物砸在牆上的悶響，聽見盤子掃落地面的碎裂聲，伴隨著母親尖銳的哭喊(或者偶爾是無盡的沉默)與父親的怒吼。
而當這些聲音在屋子的空氣中震盪到最高點後，我們三個孩子就會被叫下樓，叫去那條狹小的走廊排排站。
我們像等待判刑的囚犯一樣，被迫聽他們彼此抱怨、互相咒罵對方的不是。那種氣氛讓人窒息，空氣重得連呼吸都會痛。在那條走廊上，沒有人能保護我們。而身為長女的我，站在鏡子前，其實覺得自己連掉眼淚的權利都沒有，但眼淚卻怎樣都無法停下。
或許從那年開始，我就認為自己懦弱，無法保護母親、無法安慰父親、無法照顧弟弟。我抱著很深的愧疚感長大。為了在那個家活下來，我發展出一套過度負責的求生方式：「長女病」。
那比較像一種活下來的方法。我很早就學會掃描大人的臉色；我很早就能從父親上樓的腳步聲輕重、母親關冰箱門的力道、甚至是他們坐在沙發上嘆氣的頻率，來精準判斷今天家裡的「氣候」是否安全。我學會了提前預判所有的衝突，然後把自己變成一個消音器，去吸收那些即將爆發的負面情緒。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必須把自己的需求擺到最後，低到近乎自我忽視的地步，讓父母情緒穩定下來永遠是我的第一要務。
永遠記得國小五六年級那年，有次全家開車出遊。在漫長的車程中，車內的氣氛因為長途開車的疲憊與口角而冷到冰點。我坐在後座，膀胱脹痛得難以忍受，我忍了很久很久，直到真的憋不住了，才怯生生地開口，小聲地說我想上洗手間。
前座的母親沒有回頭，她看著窗外，沒有絲毫的體諒，只是冷冷地、充滿厭煩地吐出五個字：「懶人屎尿多。」
那短短的五個字，像一個滾燙的烙印，深深打進我的身體裡，陪伴我長大，我對母親的忠誠讓我把他對我的評語深刻地帶著，彷彿拿著這些評價，我才不會背叛她。車廂裡死一般的寂靜，幼小瘦弱的我縮在座位上，臉頰發燙，感覺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卻又恨著母親這樣厭惡著我。
在這樣的家庭成長中，我深刻地覺得「有需求」是一件極度丟臉、會惹人厭煩的事。我學會了隱藏生理的渴望，學會了忍耐飢餓、忍耐疲憊、忍耐不公平。
而學校的經歷其實也沒有放過我。在那個體罰依然盛行的年代，我考了98分，依然要因為那失去的兩分，被老師用藤條狠狠打兩下沉重的板子；被同學欺負了我氣到還手，老師不分青紅皂白，為了省事而實施連坐處罰，要我們一起在走廊上半蹲。
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反覆向我這具敏感的身體教導一個血淋淋的真理：權威是不可違逆的，表達需求會被羞辱，而反抗只會帶來更多痛苦。
所以，我總是自動認定是我不夠好，是我自己「應該要知道」，我怎麼可以不知道答案？是我自己白目才會發生這件事？對自己暗罵：小心我打斷你的腿！怎麼會沒發現父母今天心情不好？我白癡阿，是我「應該要做到」照顧弟妹卻沒做好。
大人的失控，全部變成成了孩子自己的責任。為了在這樣的環境生存，我從不敢去質疑父母，因為只要相信「都是我害的」，這份痛苦就產生了控制感，我的內在認為，只要我變得更乖、更懂事、更能讀懂空氣、付出更多，這個家就有救了、就不會有人倒在地板上大哭了。
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把討好與順從當成了此生唯一的生存策略。直到長大後我依然告訴自己，只要我夠乖、夠有用、夠專業、夠會察言觀色、不製造任何麻煩，我就不會被打，不會被罵，甚至能換取一點點微薄的、被肯定的安全感。
母親一次次倒在地上哭的身影太深刻跟心碎，我發誓絕對不要像母親那樣活著。
於是我比誰都更恐懼脆弱與無助，我才不要像她一樣哭、一樣無助被羞辱，我比誰都更用力地鞭打自己，比誰都更認真學習專業，比誰都更認真發展副業。我那時還沒有認出，這些看起來像努力和上進的東西，很多其實只是我不敢脆弱的另一種樣子。
完美上師，與被喚醒的討好機制
當我帶著這具早已習慣「順從、逃、僵住、討好」機制的身體，走進 Jessie 的身心靈團隊時，我以為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接納我所有創傷、理解我為何如此疲憊的避風港。
但我並不知道，那種團體很擅長靠近，並慢慢接管像我這樣早就學會自我縮小的人。我必須說明，我不是在檢討受害者，但創傷不是邀請函，只是如果我不寫出它怎麼被利用，這個故事就會只剩下控訴，卻說不清控制到底是怎麼真的進到權威控制裡面的。
這個避風港的運作核心，建立在一個絕對的「上師」機制上。
在身心靈的語境裡，上師不只是老師。她像是一個更接近真理的人，一個比你更知道你該怎麼活的人。她是銜接宇宙真理的管道，代表著絕對的正確與高頻率。對一個從小在混亂家庭中長大、深怕走錯一步就會引發災難的我來說，上師這個概念太具誘惑力了。
原生家庭沒有給我的溫暖，信仰團體給我了。父母沒有給我的接納，上師給我了。家庭裡缺失的那種耐心引導、理性溝通，在身心靈團體裡似乎全都能談。靈性、哲理、平安、療癒，這些字聽起來那麼溫柔，你說我要怎麼不淪陷呢？
只要有個全知全能的上師下指令，我就不用再獨自面對未知的恐懼，也不用再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失敗的風險。Jessie很快占據了我心裡那個位置，那個我一直希望有人能穩穩站住、替我指路、又不會突然失控的位置。
她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的我極具誘惑力的安全感：只要跟著她，我就不用再一個人承擔選錯的後果。
我在這個團隊裡的第一筆重大付出，不是金錢，而是我賴以為生的專業與時間。
那是在我剛加入初期，團隊正準備擴大影響力、舉辦更多課程的時候。Jessie 在一次充滿溫馨氣氛的聚會中，用一種極度熱血、充滿未來願景的語氣對大家說：「我們就像學校社團，大家為了一個更高的真理聚在一起。既然是社團，大家就各自貢獻自己的專業吧！這樣我們才能一起把光和愛傳遞出去，幫助更多的人覺醒。」
說完，她轉過頭，目光炯炯地看向了我。她知道我當時在一家生技公司擔任美編，擁有熟練的平面設計專業。
「妳的設計能力這麼好，以後我們團隊的文宣、海報、課程圖，就交給妳來負責了，好不好？」她的眼神充滿了信任與期許，語氣裡有一種不容拒絕的親暱。
在那樣溫暖的氛圍下，在那個「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正在做一件神聖的事業」、「你是個領袖應該要帶頭影響大家」的宏大敘事裡，我怎麼可能說不？我內在那個極度渴望被需要、被肯定、深怕讓大人失望的乖孩子立刻甦醒了。我自然而然地、完全無償地接下了團隊所有的設計工作。我沒有立刻覺得哪裡不對。過去在佛教團體裡，無償做事本來就被視為一種更高級的奉獻。
她不是一開始就把一切都拿走。
她先讓那些退讓看起來合理、成熟、甚至神聖，等我習慣了，下一步就不再那麼難。先拿走我一點點時間，再拿走我對疲憊的解釋權；先讓我多付出一點，再讓我對自己的窘迫感到羞恥；先規定我該怎麼做事，後來連我該怎麼穿、怎麼想、怎麼寫一句話，都慢慢不再由我決定。
那段日子，白天，我在生技公司應付繁重的美編工作與主管的要求；下了班，回到逢甲夜市旁那間連轉身都會撞到牆壁的狹小雅房，草草吃個便當，就繼續打開電腦，熬夜排版、無數次修改團隊的圖檔。
為了那個讓人類覺醒的大夢，為了不讓很多跟我一樣成長經驗孩子繼續受創，許多發心的人之所以繼續待在這裡，幾乎都是出於良善而想要盡一份力。
一直都在這樣的貢獻文化中生活的我，那年加入核心團隊之後，深夜的房間裡只有螢幕的藍光，睡眠時間被嚴重壓縮，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肩頸因為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而僵硬，但我當時一點都不覺得那是剝削，我甚至感到某種神聖的光榮。
凌晨三點半，房間裡只有螢幕的白光。我的右手握著滑鼠，食指不受控制地微微發抖，心臟在胸腔裡跳出一種沉悶的空拍，呼吸變得很淺。整個人像是一條緊繃到隨時會斷裂的弦。
我真的撐不住了。我拿起手機，在 LINE 上打了一長串訊息給 Jessie，試圖溝通工作分配，表達我身體已經到了極限。我以為在一個標榜療癒的團體裡，表達脆弱會換來一句「辛苦了」。
但螢幕很快亮起，跳出的回覆極度冰冷：
「七天不睡覺，難道還是我們害的不成？」
「犧牲的模式不用了...還真覺得都是別人如何，自己是最可憐的人。」
「不懂感恩也不過如此了。」
面對這一連串的否定，我盯著螢幕，大腦瞬間當機。我才發現，她的語句，跟我原生家庭的話語好像。自從我們加入了核心團隊之後，Jessie總說，對我的標準越來越高，是因為看得起我的領袖特質，她越來越多責罵+稱讚混合的管理方式來「激勵」我們。而為了平息她的情緒，我本能地啟動了童年的討好機制，手指發抖地在鍵盤上打出：「對不起」、「我會內觀」、「我會療癒」。一定是我哪裡做錯了吧？我真心這樣認為的。
但退讓換來的，是她更絕對的優越感與踐踏。
「講到這邊，妳說的還是表面的話。對不起三個字他媽這麼難講是嗎？？！！！」她注意到我沒有跟她道歉，最後，她丟出了最具毀滅性的威脅：「那妳可以走了...妳以為妳是誰呢？」
當我過勞到心臟狂跳、身體極度不適時，正常人的反應本該是休息或爭取權益。但在她的定義裡，那變成了「妳在發怨念」、「妳不懂感恩」。
上一秒狠狠地罵你，下一秒馬上誠懇地來道歉跟擁抱和解，直到很多年後閱讀許多書才理解，那是很多恐怖情人常用的溝通方式
我從小被教會的，不是怎麼休息，而是怎麼有用。
久了以後，被需要和被使用，在我身上幾乎分不開。我以為我正在用我的才華顯化美好的未來，我在為社會推廣療癒、我可以幫助很多家庭、以為這是我作為一個「覺醒者」應盡的義務。如果沒有「財佈施」的話，就多做「力佈施」吧。可以為了夢想努力，我是在累積功德，那幾年，幾乎每個團員都是如此深信著的。
三千元學費與經濟勒索
當勞動的邊界被攻破後，接下來長驅直入的，是對財務與判斷力的接管。
2017年的9月，剛經歷場慘烈的失戀，緊急搬家付了押金，加上身上還背負著過去那段感情留下的六十幾萬債務，我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那時候，我的銀行戶頭裡，只剩下可憐的三千塊錢。那是我撐到下個月發薪水前，用來吃飯、機車加油、維持基本生存的全部依靠。
當時，團隊有一堂重要的進階課程即將開課。在深夜裡，看著提款機明細表上的餘額，猶豫了許久。我知道我拿不出這筆學費，但我又極度害怕被團隊落下、被認為不夠精進。凌晨過後，終於鼓起勇氣，在 LINE 上傳訊息給 Jessie。
我試圖用一種故作輕鬆、甚至帶點自嘲的語氣，來掩飾恐慌與窘迫：「我明天會把戶頭僅剩的三千元匯進去。哈哈哈，那是我的全部惹。如果沒辦法上課，那我可以等下次沒關係，我也只能說，盡力了。」
我按下了傳送鍵。在我的想像中，一個標榜愛、接納與療癒的導師，看到學生戶頭只剩三千元，連飯都快吃不起時，一定會給予理解、安慰，甚至是寬限。我以為我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極限，她會放過我，告訴我「沒關係，生活先顧好」。
但僅僅兩分鐘後，螢幕跳出的回覆，卻像一記冰冷的重拳，精準地砸在我最脆弱的罪惡感上。Jessie：「說好的要做到耶，要去檢視這個因果的因是什麼，不要一直在這輪迴裡。」
看著這兩句話，我的腦袋嗡地一聲。接著，她話鋒一轉，語氣變得像審問犯人般嚴厲，帶著不加掩飾的質疑：
Jessie：「妳住家裡，也有固定薪水？是花到哪了？」
我看著發亮的手機螢幕，手微微發抖，一股巨大的羞恥感湧上心頭。我沒有住家裡，我剛被趕出來租在狹小悶熱的雅房；我的薪水有一大半都在償還那段失敗感情留下的沉重債務。但我不敢說出口。我不敢承認自己情感跟經濟上的失敗，更不敢反駁她的質疑。
我的「沒錢」瞬間被她毫不留情地翻譯成了「因果業力」、「沒有打破匱乏的輪迴」。
她是我的療癒導師。在當時的我眼裡，她的邏輯幾乎無法反駁：如果我交不出這筆錢，我就是一個沒有信用、被業力死死困住、不願意為自己生命負責的失敗者。
為了證明我沒有被業力困住，為了向她證明我是一個「聽話且願意突破匱乏的小孩」，我最終還是想盡辦法，四處籌借，把那筆錢湊齊交了出去。她很快占據了我熟悉的位置。那個可以定義對錯、可以決定我有沒有資格被留下的位置。她的嚴厲與踐踏，精準地激起了我最深層的討好機制。
我交出去的不只是一筆錢。還有「我真的撐不下去」的判斷。只要現實的困難被解釋成信念問題，現實處境就不再重要了。
得寸進尺效應
到了加入團隊的第二年，因為我大量的免費勞動與不辭辛勞的配合，Jessie 將更多付出力度最大的學生拉進了核心團隊後，每週都會到她位於南港的高級公寓開會。
當我已經接受她可以定義我的工作方式、疲憊是不是正當、窮是不是我的問題之後，外表就不再只是外表。那是下一步。是把我的身體表面，也納入她的語言系統。
Jessie 開始強烈要求我們必須參加像 BNI 或扶輪社這樣的商會。她說，我們要去接觸所謂的「高端客群」，要把療癒當成一門頂級的事業來經營。而為了匹配這些充滿企業家與老闆的場合，她開始對我的穿著品味進行全方位的否定。
我一直是一個打扮偏向中性、簡單、注重舒適的人，牛仔褲和素色襯衫是我最安心的盔甲。但她看著我的衣服，眉頭深鎖，當著其他核心成員的面，毫不留情地批評：「妳穿這樣，怎麼吸引高端客戶？妳要先顯化豐盛，別人才會相信妳的療癒能力。妳穿成這樣，頻率太低了，沒有老闆會跟一個看起來匱乏的人買單。」
「你沒有付出金錢跟宇宙說你有錢，你怎麼顯化豐盛？」那幾年，她最常講這句話。
她開始要求我們去台北東區買一件動輒數千甚至上萬元的名牌西裝與洋裝，去改變髮型，在每次重要節日的活動要我們租用昂貴的禮服，去符合她心中成功療癒師團隊的樣貌。
而她自己，也常常一季就花上三十到五十萬置裝。每次開會，她都會在我們面前展示那些名貴的包包與剪裁講究的服飾。那不只是衣服，那是她建立起的一道難以跨越的階級高牆，用來時時刻刻提醒我們：她很豐盛，我們也能跟她一樣，當療癒師就會變豐盛，就要照她的指導去做。
她總是用一種近乎指導的強勢語氣說：「你要把自己當成一個品牌來經營。」
後來，我真的咬著牙，站在高檔服飾店的試衣鏡前。看著鏡子裡那個被迫穿上不符合自己中性氣質、剪裁俐落卻讓我無法順暢呼吸的昂貴洋裝的自己，我感到非常不自在，甚至覺得羞恥。那根本不是我。我覺得自己像一隻穿著西裝的猴子。
但每當我的身體發出抗拒，想開口拒絕這種不合理時，她那句「你有權威課題」「你沒有格局」和「這是打破匱乏信念的投資」就會立刻從我自己的腦海裡跳出來，把我狠狠壓回去。
我刷了卡，穿上了她為我設定的靈性制服。我放棄了對自己身體與審美的界線，交由她來定義我該長成什麼樣子。
團隊所有人都這樣做，沒有人去質疑，為什麼快要活不下去的一群人要因為一次活動穿的好看，就得花上幾週的生活費去購買衣服。
在核心團隊裡，我也曾經產生過一種悲哀的錯覺，以為自己是「特別」的。我以為自己無償付出了那麼多設計勞動、乖乖聽話改變了穿著、交出了僅存的存款，我應該是她最信任的左右手了吧。
後來我慢慢看見，Jessie 很擅長在公開的羞辱和私下的安撫之間切換。而我，因為性格中最容易負責、最願意貢獻，往往就成了那隻被推上祭壇、用來殺雞儆猴的那隻雞。
在南港公寓的會議上，當著所有核心團隊成員的面，她會毫無預警地對我發難。針對我的眼鏡款式、我沒有聽指令購買她指定要我穿的衣服，甚至是我熬夜後無意間流露出的疲態，把我的感受重新說成是我的問題，然後當眾羞辱我。
「妳以為妳做這些設計就很偉大嗎？妳的傲慢我都看在眼裡！」她會突然提高音量，在眾人面前大聲斥責，摔筆、摔書。
而我們當年因為沒有業務經驗，她也沒有給薪水、給資源，所有人都認為是自己沒有專業的錯，是我們自己要去學習專業，而沒有意識到那是一個明顯的Red flag。
整個客廳瞬間死寂。沒有人敢出聲，所有人都低著頭。當下，我羞憤得幾乎想找個地洞鑽進去，心臟狂跳，眼淚在轉，但我拼命忍住不敢掉下，當時的我認為忍氣吞聲是一種成熟，成熟的商業故事說著那麼多隱忍情緒就是成功的文化敘事，於是我一次次地在好幾次被羞辱的會議上對她一次次說著感謝，就像小時候站在那條走廊上重現一樣。
好幾次在這樣謾罵的事後，她又會把我拉到一旁的小會議室，用另一套溫柔卻充滿重量的說詞來鼓勵我：「我之所以在大家面前對妳這麼嚴格，是因為妳的潛能最大，我對妳的期望最高。如果我不這樣敲醒妳，妳怎麼帶領其他人？我是為了雕琢妳。」
我不是向教主屈服，是向童年恐懼低頭
當時，我真心以為那是愛。
這份思想的絕對審查，在2020年底達到了一個令我徹底崩潰的高峰。
那時，我在臉書上發布了一篇長文。那是我這段時間以來的學習筆記、心理成長與心得。我在文中真誠地記錄了自己如何克服低潮、如何看見內在的轉變。那是我對自己生命的一份微小肯定，我為自己的進步感到一點點驕傲，這對一個長期貶低自己的人來說，是多麼不容易的一步。
隔天早上，十點零一分，Jessie 的 LINE 訊息傳來了。
Jessie：「我看了妳那篇。但整篇都沒有提到一直支持妳的老師（我）跟David 等人。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問題了。」
我還來不及反應，心跳瞬間漏了一拍。她的批判如連珠炮般落下，字字句句直戳我最深的痛處：Jessie：「而如果妳沒破這個，就像妳沒打從心理感恩妳的父母，那都是一樣的。好像妳以為這些都是妳自己『努力』得來的一樣。妳底層的傲慢真正去看見吧。而這就是最大的障礙，真正去看見妳怎麼走到這的。」
看著螢幕上那些冰冷的字眼——「最大的問題」、「不感恩父母」、「以為是自己努力得來的」、「底層的傲慢」，我感到一陣強烈的眩暈，胸口像被巨石壓住一樣窒息。
只要我在發表的文章裡，沒有在第一時間把光環獻給她、沒有把所有的成長歸功於她的教導，我就成了一個不可饒恕的罪人。
她精準地動用了我最在意、最痛的原生家庭傷口。只要把『不感恩她』和『不感恩父母』綁在一起，我就很難不屈服。
那一刻，我委屈得想大哭。我甚至在心裡吶喊：為什麼我連一點點肯定自己的權利都沒有？
但我反擊了嗎？沒有。在那之前，她已經訓練我很久了。訓練我不要先相信身體，不要先相信現實，不要先相信自己的不舒服。到最後，連我對公共世界的判斷，也要先經過她。一次又一次，年復一年，直到團隊每個人都學會了紮實的自我審查。
兩個小時後，十二點零一分。經過了兩百多分鐘的自我懷疑與恐懼煎熬，我像一個做錯事、深怕被拋棄的孩子，惶恐地、卑微地回覆了她。我甚至為了掩飾自己沒有提到她的「罪行」，編造了一個連我自己都覺得可笑的謊言：
「挖，我剛剛才看見原來我的筆記沒有後半段?!!所以漏了後面有感謝老師的部分。其實是有寫的，不知道記事本是否有字數限制，等等繼續補上筆記...」
我撒了謊。我拼命地尋找藉口，低聲下氣地道歉，然後慌亂地打開臉書，修改文章，補上了那段虛偽的、對她歌功頌德的感恩段落。
我明明是那個努力活下來的人，我明明是受委屈的那個人，為什麼我還要道歉？
Jessie 的強勢、情緒化、對細節的絕對掌控，以及那種隨時可能降臨的雷霆指責，在我那雙帶著童年創傷濾鏡的眼裡，被錯誤地翻譯成了「神聖魄力」與「絕對真理」。
我的成長過程中，從未有過一個可以依靠、能給予我穩定方向的長輩。當一個看起來如此篤定、擁有所有宇宙答案的權威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內在那個疲憊不堪、總是在擔心隨時會出錯的「乖孩子」，終於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可以徹底交出主權、不用再獨自面對世界的地方。
「我只要跟著她就好了。」我常常在無數個自我懷疑的深夜裡，這樣自我催眠，「她懂得多，她會替我做出正確的決定。我的不舒服，只是因為我的境界還不夠，是我的業力太重。」我已經失去家庭、失去宗教團體，所以這次，為了不失去這裡，我仍然用著擅長的討好來祈求自己待在這裡。
有天晚上，我獨自蜷縮在狹小雅房的沙發上。我滑著手機，在臉書上轉貼了一則關於台灣資方壓榨弱勢勞工的新聞。我隨手加上了幾句自己對社會結構與勞工權益的反思。
幾分鐘後，Jessie 的電話打來。
沒有日常的寒暄，她嚴厲地指責我：「妳發那篇文章是什麼意思？妳知道妳的內在還有很深的『權威課題』嗎？妳帶著這種憤怒的頻率，怎麼可能顯化豐盛？妳要看回自己，不要把問題投射到社會上。」
掛斷電話後，我在沙發上呆坐了幾秒，胃部因為恐懼而劇烈收縮。然後，我默默地點開臉書，按下了刪除鍵。螢幕上的文字消失了。
那一刻，我刪掉的不只是一篇社會評論。我刪掉的是僅存的獨立思考。我明明是在探討一個客觀的社會結構問題，她卻用「權威課題」與「頻率太低」的靈性話術，將外部的壓迫，成功地轉化為我內部的缺陷。
現在回頭看，每一次的退讓，其實我都不是在對一個邪教教主屈服。每一次威嚇真正碰到的，都是我心裡那個一直怕被丟下的地方。在一次次怕被拋下的恐懼裡，我越來越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
我後來才看懂，不是我天生分不清楚關心和控制。是我從小就沒見過不帶羞辱的關心，而她一步一步利用了這件事。我那時其實深信，真正重要的關係本來就會拉扯、會痛、會讓人喘不過氣。所以我以為，她是真心關愛我。
於是Jessie 的控制越是誇張、越是密不透風，我越無法放下。因為我很早就被教會，關係的存在感常常不是透過溫柔確認，而是透過恐嚇、糾正和不斷拉扯來證明。
只要她還願意罵我、還願意管我，我就還能相信自己沒有被放棄。「堅持」這件事的美德，被我自己完美的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