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一時，我有個大我三歲、身為全校老大的表哥當後盾，全校沒人敢招惹我。除了那次在不知情下被一年級頭目帶人圍堵外，我的校園生活堪稱平順。但我心裡清楚，絕不能一輩子躲在表哥的羽翼下。
「要讓別人不敢動你，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夠兇、夠狠。」這顆種子在國二時徹底萌芽。
我轉入了B段班，正式與社會邊緣的同學混在一起。翹課、抽煙、嚼檳榔成了日常，我也如願成了老師眼中的頭號問題學生。國二、國三兩年，我成了訓導處的常客。藤條的鞭打、小過與警告多到數不清。到了國三，我已背負了三個大過，訓導主任甚至私下警告我：「寧靜，你還有三個大暗過沒記上去，那是留給你的最後一條生路。只要再犯一次錯，你這輩子就別想拿畢業證書，絕對是退學處分。」
那時我們班是全校公認的「魔鬼班級」。課堂上，講台下是乒乒乓乓的打牌聲，空氣中瀰漫著檳榔渣的腥臭。大多數老師進教室只是為了領那份薪水，對我們這些爛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唯有一位教歷史的老師，他總是會在講完沉悶的朝代興衰後，放下粉筆，眼神清澈地看著我們。 他常說：「孩子，人一時變壞沒關係，那是迷失。只要你們願意轉過頭，改過向善，這個社會依然會張開雙臂接受你們。」 那些話，在當時的我聽來，簡直跟催眠曲一樣。我心裡冷笑著：社會接受我？當我被霸凌、被羞辱的時候，社會在哪裡？我一心只想往最黑的地方鑽，因為只有在那片黑暗裡，我才感覺到自己是安全的，是有力量的。 真正的導火線出現在國三。我與另一班的老大產生了衝突，對方仗著人多，集結了兩個班級的人馬，放話隔天要在校門口把我「處理」掉。那種黑雲壓城的壓迫感，激發了我骨子裡潛藏的戾氣。 那天中午，我帶著一名把我當成偶像崇拜的跟班，大搖大擺地翹課出去吃飯。回學校時，好死不死撞見了班導師。他那冷得像冰的眼神瞟在我們身上，不屑地丟下一句：「下午第一節下課後，去辦公室報到。」
那一刻，我腦子裡「崩」的一聲，最後一根理智的弦斷了。 既然左右都要毀滅，不如毀得轟轟烈烈。退學？好啊，那我就送學校一份永生難忘的離別禮。我轉頭看著身邊那個同學，眼神堅定地問：「反正都要被退學了，你敢不敢跟我一起打老師？」 他愣了一下，隨即被我眼中的瘋狂渲染，咬著牙回了一句：「只要你敢，我就敢！」 我從雜物堆裡找來兩根粗實的木棍。下午第一節課的鐘聲響起，那是導師的課。全班同學起立，班長喊著「敬禮」，在那個本該展現尊師重道的莊嚴瞬間，我一個箭步衝上講台。 我沒有猶豫，用盡全身的力氣，抄起木棍狠狠往導師面前的講桌上一敲。 「砰！」 那一聲巨響，彷彿連整棟教學樓都震動了。木屑橫飛，厚實的桌板似乎快被我劈裂。導師被這突如其來的暴力嚇破了膽，他甚至沒看清楚我要幹什麼，便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尖叫，連滾帶帶爬地衝出教室，一邊在走廊上狂奔，一邊驚恐地大喊：「救命啊！學生打老師啊！」 整個校園沸騰了。原本以為我只是在吹牛的人，全都被那一聲悶響震懾住了。我與那位同學趁著行政人員還沒反應過來，翻身躍過學校的圍牆，逃離了那座困住我三年的牢籠。
那次我逃家了三天，音訊全無。在那個網路不發達、民風相對保守的年代，這件事甚至驚動了報社，上了新聞。我是第一個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挑戰師長權威、擊碎學校秩序的學生。 四天後，我被家人帶回學校看是否還能繼續就讀。訓導主任一臉無奈地看著我，告訴我全校沒有一個老師敢教我，沒人願意擔任我的導師。正當我覺得人生就此完蛋，準備簽下休學申請書時，奇蹟發生了。 隔壁班的一位導師在會議中站了出來，他說：「這個學生，我收。」 那天，他把我叫到面前，眼神裡沒有憤怒，只有一種長者對迷途羔羊的溫和。他說了一句讓我記了一輩子的話：「寧靜，你以前做過什麼，對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未來肯不肯改過。」 雖然那時的我，心裡裝滿了成為「全校老大」的虛榮感，根本聽不進去這份厚重的寬容。我看著原本要找我算帳的仇家，現在一個個露出獻媚的笑容，對著我稱兄道弟，我心裡產生了一種極度扭曲且危險的體悟：
原來，只要你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只要你夠狠，你就是英雄。 我就這樣混到了畢業。領畢業證書那天，我一手拿著那張薄薄的紙，另一手已經伸向了校外等候的黑道勢力。我看著夕陽下的校園，心裡沒有一絲留戀。 我以為自己正踏上巔峰，卻不知道我正踩在流沙之上。我手裡拿著的，根本不是什麼英雄的勳章，而是一張通往更深沉、更冰冷地獄的單程票。 我的青春，就在那一聲破碎的木頭響聲中，徹底宣告死亡。
